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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掉的事
(2009-07-04) -
狗的问题
(2009-07-02) -
涅般
(2009-07-01) -
从北大街到洋山
(2009-06-29) -
昨天是几号
(2009-06-11) -
青山本就青，何必毁当初
(2009-06-10) -
纪念，二十年前的今夜
(2009-06-03) -
生灵流血的大地
(2009-06-01) -
被拦住的自然
(2009-05-30) -
5月，读《自然》
(2009-05-23) -
那些花开的地方
(2009-05-17) -
为什么住在山上
(2009-05-14) -
朗读生命
(2009-05-09) -
和邦与政府
(2009-05-01) -
徐小玉传奇
(2009-04-26) -
徒步徽杭古道(3)
(2009-04-10) -
徒步徽杭古道(2)
(2009-04-09) -
徒步徽杭古道(1)
(2009-04-08) -
与父亲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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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由人崇拜
(2009-03-23) -
北京断片及想到
(2009-03-19) -
风雨走马楼
(2009-03-13) -
文字色泽
(2009-03-12) -
巴赫记事
(2009-02-28) -
泡充及其他
(2009-02-26) -
美丽大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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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
(2009-02-19) -
贪婪的情欲
(2009-02-17) -
你那边几点
(2009-02-07) -
初一
(2009-01-30)
我的遗忘我的症
18
朋友哈哈笑笑，假的假的。可我感到手心里沉甸甸的，咬咬软软的。也许是真的吧，真的大家都有一份。说得二个朋友痒痒的，也有了一种能分享的喜悦。可谁有权威来鉴定真伪呢。我突发了一个主意，去典当铺里当当看吧，能当就是真的。于是问了路人，拿到开明街的一家当铺里。
一验，果是真！即当了600元。三人当即决定，拿这钱上海玩去！当日便启程，在上海狠玩了二天。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的记忆衰退了，开始不停的丢东西。每次出门回来时会少些什么；出远门更是百分之百掉东西；到朋友家聊天去也没有不拉下东西的，或帽或钥匙或其他；如去老马家，走到楼梯时没有一次他不喊东西忘了。近年来相机掉了三架，手机无数。弄得借单位相机，拍完了赶紧还掉。要不去年秋天去青藏高原只好买了个能上网的手机，现在可能还在用黑白的。
借用得了阿罗汉果的花如话说，报应。可报应也得一对一呀，你说是不？丢掉的已经几十倍于拾到的，那已经不是报应而是惩罚，甚至惩罚得无底线了。
可我不仅记性差，还犯糊。有则故事说，一个差人押解一个犯错误的和尚去别地受审，夜宿客栈，被和尚灌醉了酒，剃光了头，逃走了。第二天差人醒来发现屋里没人，寻来寻去，摸了摸自己的头：还好，和尚还在，可另一个人呢？
也许我就是这样的差人。区别就是我不醉酒而醉茶。
我有一个交往了三十多年朋友的父亲，当过乡镇官任过局长，在我看来也是为官中唯一很正值也很健谈的人，为此政治上也差点牢狱之灾。现在每天看看太阳弄不清西边还是东边，在家更不知黄昏还是早晨。每次去他家，他总是近距离的看看我看看我，哦哦地响着，总有一股想叫我又叫不出名字或叫错了名字的窘迫样。彻底的老年痴呆了。
这恐怕也是我未来的样板，徒弟一直说师傅可以活上一百岁。这样甭说再活五十年，活一年也就够受难了。
不过，事物总是相生相克，按辩证的观点讲，祸所福所倚，福所祸所伏。如果是一件不快的事，脑细胞就该糊涂；记性太好是会遭灾的，有些人就是因为记忆太深，不堪忍受心理的折磨而告别人类。我的一个朋友过目不忘，神经极其敏感，家里稍有风吹草动，就不得安宁，长期以来遭受压迫之痛苦经历总是历历在目，仅回忆旧事就会有一种自杀的想法。最近离异，摆脱丑陋的环境后，还是浸沉在记忆中不能自拨。我总结原因说，你的痛苦就是因为你的记忆太好。
她认可我的说法，也很羡慕我的健忘，说自己每天晚上睡觉前，像守财奴似的要把往事数一遍，很晚才能睡着。她说有时候很想去做个手术，切除掉一部分记忆细胞。我哈哈笑笑，切掉的部分给我吧。
因此，记忆太好了也是件危险的事。一件不快的小事会牢牢记着，晚上盯着天花板时会从此事推及彼事，由表及里，从小到大，灾难也就形成了。有时候你不在意的一句大实话，让好事者传到他耳朵里，记忆中的旧疤新痕就涌了上来，以为你话里有算计，最终变成要阴谋颠覆他的人生一样可怕。
在这世界上，一句话结成一辈子的仇，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好在我不是这样的人，除了像花如一样学些佛法道法外，目前虽无定力，但生理上记忆物件的缺失还是造就了我，我甚至可以诅咒自己，绝症呀死呀葬礼呀都替自己设想过也写过，更何况别人评论之言。当然，这些是比得了罗汉果位的花如更前进了一步呢，还是倒退了一步，我不知道了。
每人一生中多有不快的事，说过忘过，看过走过。慎言不是我的风格，有些言行得罪敌人倒也罢了，话传来传去，此意化成彼意，正事变为非事，误解深深，这是我所不愿的。但我总是不吸取教训，一而再的在错误的道路上奔驰，伤及记忆特好的朋友。
忘掉罢。如果自己不是个完人，你想想，我也想想，有多少人会在人前说你也说我，只是我没听到罢了，没听到等于没有，听到了也当作没有，岂不更好。
实际上好话坏话，我们都可以想象到。只是看你要记取什么，遗忘什么，这才是重要的。遗忘对人生多有苦味的人是一种幸事，但连快乐一起忘掉倒也不好。当然说说容易做做难，由此，我的遗忘症维持一定的适度最好，目前有些过，因为人生中有不少美味已经想不起来了。
看了花如的“领狗”随笔，觉得对徐作家养狗别有一番灰味，几月前徐作也打电话与我，邀请我加入她发起的保护小东物协会。我说这不知是一种殊荣，还是要担当起什么责任与义务。她说不要我做什么事，挂个名以示支持就行。看来殊荣天上掉下来了，可我这个闲杂人员一生从未享受过额外荣誉，甚至对舟山的任何党派协会都有点恐惧。可她一直问我，你爱动物吗你爱动物吗，是爱的话加在里面有什么关系呀。我听听也有理，就答应了。
我这人一旦答应就有了做点事的想法，于是提出那些被她收留的在生存线上挣扎或疾病在身的狗们如何处理的问题。她说要给它们关爱，能治疗的治疗，有条件收养的叫人收养，反正要让它们都活下去。
我是爱狗的人，也是爱生命的人，甚至视狗命如人命。要命的是，我对人命的看法也影响着我对狗命的看法。我一直以为死是对苦难的活是一种解脱，人在适当的时候应该死去，这才是幸事。狗也如此。因此我对自杀的人都表示理解，甚至持肯定态度。三年前一个朋友在北京成立民间预防自杀中心，做客新浪时特意来电要我收看，意思是要我在新浪里给他写几句捧场的话。结果我写的全是严厉批评，甚至怀疑到了他的动机。第二天再去新浪里看看，全删了，估计我的话怕影响他的伟大事业，叫网管封杀了。
徐作说人不是狗，人会自杀，狗可不会自寻短见。我说生命是一样的，你既然如此爱惜生命，就帮助它死，用安乐死的方法解脱它。几年前看过一部叫《深海长眠》的西班牙影片，说的是一个长期瘫痪在床的主人公雷蒙如何去挣得死亡权利的故事。雷蒙卧病30年，在向政府选择安乐死失败时，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插着溶有氰化钾水的杯子吸管前，面对自动摄像机，说了如下的话：
“……当我体验不了什么是快乐，无论你们的良知回答什么，要知道对于我，这不是有价值的生命，我愿意至少死得有尊严……我相信生命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当我现在知道生命里以后的大部分时间要违背我的意志而度过时，死亡才会成为我的同盟者。只有时间和良知的进化，终有一天你们才会知道我的决定是合理的。”
我在当年影评中说道，死亡权利是人的最后的权利，也是最不能剥夺的权利，因为当一个有思想的人面对没有尊严的生命，觉得活着没有意义时，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死亡。可是一只活得很痛苦的残疾狗自己不会选择死，人又不能给帮助它实现这个权利，如果它的生命只能为人的某种想法活着，或者甚至说，为徐作披上爱心者的外衣，这是何等的不幸与悲苦！
我毫不怀疑
与花如婉拒的方法不同，面对满腔热忱的朋友邀请，还是响应她的号召，既然响应了就比那些挂着名的主席积极，我首先建议徐作小动物协会应该具有给苟延残喘者安乐死的功能。或者另起炉灶，成立一个帮助狗安乐死的民间组织，实际上这也是临终关怀的爱心表示。当然我加入徐作协会还有点自己的算盘，想叫她也加入我的民间环保组织。在她向我游说完后，我当即说环保比爱狗更重要。我说环境不存，人也不存，狗何存？以示想作为交换，让她也来关心一下化工企业污染舟山环境的问题。
我说这也是一个本地作家的良知问题，是可以弄点墨水的舟山作协，或者是整个舟山的大是大非问题。可舟山作协对宣传企业的有奖征文出谋划策，为奖金造文起劲得组织作家大会小会鼓动，而对来自北边的黑烟臭气却默不做声，所有作家狗屁都不放一响。我说你是作协理事，也应该站出来说几句话呀。当时只听她发出一种不知可否的噢噢声。这以后，我的有一片慈爱之心的朋友再也没有找过我，我准备的几套给病狗残狗安乐死的方法也无从贡献。
我甚至认为，那些窝着既得利益的舟山作家们也都是无可救治的不幸者，我的其中一套方法给他们也适用。话有些叉开去，打住。
花如<领狗>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766e630100drbr.html
涅般是佛教中所言的最高境界，凡夫的我只能想象这一境界。虽说人皆可以成佛，但我等这类一如花如兄所言的顽固不化分子，此辈是绝难进入了。不过前几日与玉米、花如、王二诸兄在和熹茶座一聚，倒得一些开窍的方便法门。
经书所指涅般是大光明之处，那里美仑美奂，妙不可言的。而要进入那里，思想首先要清空，然后物我二忘。只是在八十年代练某类气功时，也曾抵达过这一境界，那时在进入忘我之境后，人如在空中，四肢不能自主，浑身颤抖。很是有点失控状态，心里一怕，将要毕现的功力又收回去了，最后关头还是找不到路子，以后也就逐渐废了。我想入涅般也应该有这一过程，不过，忘我后下一步如何走，我再也找不到答案。因为人一忘我思想就不由你控制，你就去不了哪里；如果能知道去哪里，那又不能忘我，这是二难问题，是违背逻辑的事。
花如兄说，涅般中身心彻底放松，大脑极其愉悦，如得无价之宝石，倾城之花香。我觉得这还不是，还没有达到佛所言之境地。他哈哈笑笑，涅般呀，有性功能的人每天都可以进入，那就是男人射精，女人高潮的那段时间。人间有没有比这更快乐的？这就是涅般，集生命之精华，放精神之灿烂。
那动物也有呀。
是呀，佛说凡有生命的都有佛性。
女人的涅般可能还有加上G点和潮吹，动物可能没有。
蜜蜂性交后死去，射精时连内脏都射出来，高潮是不是要超过人类？这种快乐你能想象吗？
也许，佛陀之涅般与凡人之涅般区别就在于高潮的长短而已，佛是永恒的高潮，人只是几秒钟，最多也一来分钟。我忽然大悟，经书指人人有佛性，大抵就指凡人都能体验的这个高潮。否则属纸上谈兵，水中捞月，说服力差矣。
如此，我也就明白了，在精神上爱情为什么有这么执著的渴望，在身体上男女相拥为什么有这么深切的吸引，也理解了那些佛教徒在三步一拜的朝圣之路上，为什么有这么巨大的能量。
这是生命的主要动力，如此，生命才能生生不息。就如古希腊哲人伊壁鸠鲁说过，快乐是人生的永远的出发地和归宿处。如此理解涅般的快乐不仅是一种佛之境界，也是人生的一种状态，一种类似射精与潮吹的过程。快乐不仅成为生命精体的张扬，更是生命的亘古真理。快乐是人生最大的善。
不过，佛经所言涅般，是高僧死后才能抵达的，因此涅般同时也含有死亡的寂灭之意，也就是说，进入涅般必须死后才能抵达，那是死后世界的事，因此活着必须修练，而我又不相信死后是否还有另一世界。这就设定了过关的条件，活着还是死去？如果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当然活着好。如果是佛教徒或居士，这真成了问题。
话得说话来，既然死后才能进入涅般世界，那么世间的射精或潮吹也只是伪涅般了，最多也只是涅般的影子。用柏拉图的意思说，我们所拥有最好的东西也只是真理的模仿而已。
可我还是相信，我的涅般世界应该是身心彻底放松，可手舞足蹈之，可乱说乱话而不得罪别人。如另一位哲人说的那样：活得快乐是生活的最高目的。让自己活得还想再活一次是你此生的任务。当然，有没有来生是另一会事，因为谁也没有告诉过我们，他的前世是怎样的。
前景是花草的大洋山图片１：在小梅山上往外看，远处是小洋山，现在是洋山国际深水港
前景是花草的大洋山图片２：在小梅山上往内看，无一人问津的高楼与小岛环境极不协调
上个星期去大洋山岛，看到二十几层高的几幢大楼在小岛平地中央矗立着，旁边散落着渔民人家，那些渔家据说在上海人开发国际航运中心时为了多得到赔偿，外观都贴了瓷砖，盖了发亮的琉璃瓦。我觉得这个大洋中的美丽小岛已经变了味，不远眺大海的话，甚至怀疑我是不是在一个小岛上。
大洋山与小洋山隔着一条海峡。小洋山已经变成了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航运港，在建造时，大洋山成为后勤基地和建造者的集散地，那时节人来人往，宾馆酒家如雨后春笋，一阵热闹，许多人以为将福及大洋山，于是在大洋山拼命造房开发，政府也乘机引进资金。一个义乌老板竞投资三亿，不仅在镇中心造了商品公寓楼，还造了五星标准的国际海员俱乐部。五星俱乐部还没等装修，小洋山工程完成，外地人都成鸟散状，一时间冷清下来，义乌老板的商品房一间也没卖掉，那个没装修过的五星大楼各道进出门也用水泥墙封起来，一封多年。老板三年前出去后，再也没有回看过这块伤心之地。
现在，大洋山要打造海上休闲之地，说要成为上海人的后花园。按道理说，无论交通，还是风光，上海人要到海上玩，此地实属首选。但大洋山在几年前那股开发热中，破坏的太多，一些幻石灵岩被填海了，湿地上造起了大楼，乡间小路被改造成了柏油大道，难道要让上海人来洋山看大楼，走大道，观对岸港口的灯光吗？
于是我想到了十多年前的那篇《消失的北大街》，舟山的中共官员重复着一代代的错误。我不久前从官方拿来的新编八卷本的《定海历史文化丛书》，书中提到的大多数文化遗产都被执政者毁掉了，我真想质问这些官员，当初你们拆城时，就没想到今天需要这些吗？
消失的北大街
发于1996.5.30《联谊报》(浙江省政协主办),二十世纪初刊于《海中洲》
从陵园下来，在一条小河边的两蹲石狮子处转弯，跨过一座平躺的石桥，就是北大街。我当时拐入一条小弄，想抄一条近路回家，却迷失在巷子里，摸不着回去的路，哭喊着，几经转回，又撞到北大街。
当年是八岁，其情景恍惚犹在。
北大街，一路铺着方方的石板，一直向南门延伸，足有八百米长。虽说大街，其实不足
到了六十年代之后，在激荡的风云之中，虽说南门拆了，街道的商业和文化中心渐次越过南门，靠向海边。北大街凄凉了许多，但街道仍存，石板仍存，店铺仍存，它如同一方遗址，我们仍可领略它历经沧桑后的风韵，感受到它携带着的历史信息的价值。
北大街，它从旧城中心穿过，横贯旧城南北，它是一种凝聚，一种秩序，一种文化，它是定海的一种象征。一位久居定海的老人说，没了北大街,这城如同船没了龙骨,散架了。
今天，北大街东侧所有的房屋正被拆毁，西侧也朝不保夕。现在，钻机隆隆作响，卡车日夜进出。北大街被改建成三
是否交通太拥挤了，非要拓宽这条街？是否经济要发展，非得在这条街上耸起高楼？也许其中任何一条理由，都可以冠而堂皇地致北大街于死命！
在北大街东西平行两侧的不远，不超过三百米处，已有二条环抱旧城的宽阔大道，在北大街的任何处步行五分钟就能到达其中一条大道。无论住在北大街居民，还是来往于定海南北行人，北大街并没有成为他们的不便或造成交通拥挤。相反，北大街由于禁止四轮通行，百姓步行或骑车在这条街上，或许更有一种自在、轻松、安全之感。它绝少有机械的呼啸，也少有现代闹市的喧嚣。虽然北大街比不上当今车辆驰骋的国道省道，但它有自己的节奏和滋味。它或许代表不了当今发展的定海，但它至少是定海的可传之永久的一部分。
定海，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它的城区已比旧城膨胀了好几倍，在“经济发展，城市改建”模式下，一些蜿蜒曲折的河道被填了，那些别致的白墙黑瓦房屋被拆了，多棱角的搁楼被推倒了，代之而起的是千篇一律的方盒式建筑。我不得不痛惜地说，定海正在朝与其它城市一模一样的方向上变着，变得已无个性、特色、美感可言。我们正在丧失能带来人文之善，人情之美的东西。这座自鸦片战争而闻于世的历史名城，她的巨大的传统氛围正在遭到日益严重的损失，最终将荡然无存。
难以理解的是，我们一方面对定海的历史和文化津津乐道，并能从最远的事物中找到与定海的联系，另一方面对那些能使人回忆起昔日定海的具体事物却视而不见。
北大街的消失正是这视而不见的结果。如果我们让有限的资金把北大街修复成能展现昔日繁华的人文街道，那么，定海的古城不仅能得以保留，且把北大街作为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也都有其巨大的价值。
然而，这一切已成天方夜谭。随着北大街的消失，定海传统生活中最后的温情面纱也终于失落了。北大街曾属于整个定海，也属于我。我怀着被剥夺的感觉写下此文。
庵主评语：有朋友今天转发我此文，读后让我想起奥维尔《1984》，这是一个尊持法律却无助的边缘人与一群制度派遣者（我就叫制度变形人吧）一场荒唐对峙，作者用冷默淡视、黑色调谑的笔法，以及小说式的细节描写，真实报道了一幅当下制度变形人异化与扭曲的场景。
在世界瞩目的那个日子里，在中国的中心，制度者对民间活动既监视又害怕；既想对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又不敢张扬的动作中，让我们看到了那种被束缚在压抑环境中的个人与四周那时时处处都存在的那股巨大的邪乎力量。
这真是一场无比厌恶的遭遇，为什么我们厌恶？因为厌恶即恐惧，恐惧我们的无奈，我们的无能为力。可我们有法律，虽然这法律有点貌似，但貌似的法也是法，无助似乎是不应该的。然而事实却破碎了我们的美好希望，作为个体，“我”希望能自由地行走在法律能让我行走的地方，但“我”每走一步都带来了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正是中国千百年来不曾除去的隐痛，这种痛楚并没有因为生产力进步，经济日益增强而减弱，反而愈加凝重。
人类从来就有一种对平等、自由与民主的向往，我们为此努力创造新世界，可对努力的回报却是一次次人祸。在一个听不得不同声音，公民不能充分表达自己想法，甚至视一朵白菊花如大敌的制度里，环境的破坏，信息的封杀，生命的践踏，鲜血的流淌就成为必然。
于是，整个社会给人带来冷叟叟的恐惧和不安，经济也同样在不安全的环境中增长，如中国的股市一样充满了风险。与“我”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随时会处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突如其来的困境中，在形形色色的明探暗探中会遇上“我”一样的遭遇，自由被剥夺，天赋的基本权利被侵犯。
我一直与那些有着善良愿望的朋友一样，相信政府有心想和谐这个社会，但政府却用失民心的手段来管制公民的行走与言论自由，这让改变困境变得毫无希望。本文主人公的言行告诉我们，隔膜、猜忌、斗争不属于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肉身虽然软弱，但内心是坚定而有力的，更是善的，美的，真实而自由的。
一朵白菊花
原题：北京一市民奇遇记；作者：不详；原刊于“豆瓣网”
昨天是几号啊，昨天是几号啊？已经忘记了，最近记忆力真差，但无论昨天是几号，昨天从下午5点到晚上8点发生在我身上这三个小时的奇遇我大概是忘不掉的了。
北京六月的天气就像一个唐氏综合症儿童的脸，说变就变，4点过半，黯然间，不详的黑云化作狂风和尘土笼罩了北京的街道。这雨却一点也不清爽，反而闷热，压抑，好像一个悲愤的醉鬼，而且有点血腥的臭味。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市民，走在非机动车道上，脑子里正在琢磨要不要去宣武门外吃碗卤煮还是去新街口吃延吉冷面啊，吃面的对过儿有卖打折的袜子，不过吃卤煮还可以顺便参观参观被拆迁的南城啊……等等，反正都是一些俗人想的俗事。但，一辆靠站的46路公交车改变了我庸俗的思想，因为上面传出了世界上最优美华丽的旋律——
“什么什么红旗（忘了），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这歌声赶走了卤煮和打折的袜子，也击溃了我庸俗的心。啊，原来这世界上有一个名字比吃喝玩乐更重要，甚至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这一块普普通通的天意批发十块
那我也去吧！我也去吧！我也要拜倒在这血一般的图腾下，为它欢呼，为它祝福！告诉它说，您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可是去哪儿找它呢？哦，对了，似乎在大一路公共汽车中间儿有那么一站，叫什么站来着？反正里面住着这么一帮子人，整天干的就是这码子事，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跑到马路对面升旗降旗。旗杆下面还有个专门供人们膜拜这种仪式的地方。叫什么什么广场来着？好，那我就去那儿看吧！让卤煮和延吉冷面见鬼去吧！我要做一个和彭丽媛姐姐一样自豪的人！
于是我趁46路关门的一瞬间跳了上去，可是发现这车不到什么什么广场，就到西单，算了先坐着吧，再换。反正是空调车。到了西单那堵墙的旁边，我换了地铁，一个卖花的姑娘清秀但脏的脸蛋引起了我的注意，出于同情和无耻，我买了一支白色的菊花，没想到，这支菊花十分钟后给我带来了一连串滑稽的麻烦。
“这位先生，请等一下，您衣服上写的是什么字？”一位和蔼的police拦住了我。
“啊？我不知道啊，你看看。”我答道。
“哦，没事，走吧。”police转身。
那只不过是一件学校发的衬衫，上面的字写的扭曲了一点罢了。不知道他在执行公务的时间怎么会有闲工夫对T恤的设计感兴趣？开小差真不应该啊！
算了，不管他，啊！那就是什么什么广场了吗？真是壮观美丽啊，那块越来越大的黑云可真煞风景，我所爱的旗帜就不远了罢，我带着崇敬走进了广场。
在搜查恐怖分子的小棚子里，我把手上拿的东西——一本书和一朵白菊花放进了X光机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在出口的履带上只有一本书。而菊花竟然消失了！我的乖乖，这竟然是一台魔术机！要么就是里面藏着一个爱吃白菊花的怪兽！
哦，原来只不过是卡在了里面而已，我冒着被辐射的危险伸手进去把白菊花掏了出来，转身就走，却惊然发现，我对面站着四个完全被吓傻了的police和两个什么什么军，一朵花也能杀人吗？还是我长得像本拉登？
“你们有几个人？”一个police走上来问。
“啊？您什么意思？”这回换我纳闷儿了，他如何判断出我不是自己来的，他如何做出这个判断的？这不会就是周星驰电影里经常当作笑料的大陆特异功能者吧。
“你们有几个人？你们有几个人？”特异功能者好像死机了。
“我们？没有我们，我就一个人啊”
“拿花做什么？”
“为什么不能拿花？”（我更加困惑了）
“身份证。”
“没带。”
“请等一下，我们要核实你的身份。”
“我的身份证号是11……”
我话还没说完，特异功能者竟转身走了，他根本不需要我的身份证号就去核实我的身份了！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大陆特异功能人士！在他离去的当儿，一个穿着和我一样普通但在和什么军聊天的人凑了过来。
“你拿的什么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
“哪国的，能给我看看吗？”普通人很有礼貌的问。
“当然，请。”
“哦，（粗粗翻了几页）没事，来广场做什么？”
“看降旗。”
“您带白菊花做什么？”
“法律禁止人带白菊花进入广场吗？”
普通人陷入了沉默，旁边的什么军在努力咬着嘴唇，似乎想笑。
“您做什么工作的？”
“无业，您呢，您来旅游的？”
“不是，我在北京工作？”
“哦，您在哪儿工作？”
普通人指了指X光扫描机。
“那儿”
“您在X光机里工作？”
什么什么军没忍住，扑哧笑了出来。普通人瞪了他一眼。
“您哪儿人？”
“我北京人，您哪？”
“我辽宁人。”
“葫芦岛？”
“马鞍山。”
“哦，我去过，那个地方……”
正在我结识一个新朋友的对话关键时刻，特异功能者回来打断了我并对我说，他的特异功能暂时失效了，希望我能去一下一个叫“局里”的地方，在电脑上核实一下我的身份。于是我匆匆拿起我的书和菊花，和他走进广场，上了一辆停在那儿依维柯警车。
警车里冷气很足，很舒服，但有股子劣质烟草味。一个面色阴郁的带着一只卷线耳机的阿姨坐在车里，我冲她点了个头，心想，她不会也是没带身份证吧，这下是两个倒霉蛋了。谁曾想，我一坐下，她竟然凑了过来。笑着问：
“你多大了？”
“二十五。”
“上学吗？”
“毕业了。”
“带花来广场做什么？”
“看降旗，您也对花感兴趣？”
“我能看看吗？”
“当然。”
“这白菊花在哪儿买的？”
“西单，五块钱。”
阿姨拿起了对讲机“注意注意，西单有人卖白菊花”，这个举动把我从对特异功能人的思考中彻底拉了出来，陷入了更大的困惑——
为什么一个穿着花裙子的和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女人要坐着警车里消磨时间？为什么她对白菊花如此感兴趣？为什么她要通过对讲机告诉别人她很感兴趣？卖花的小姑娘城管都懒得管，又关她什么事？还有，一个普通人要对讲机和耳机做什么？……
“这菊花有什么含义吗？”她回头问。
“含义？……没想过。”
“一定有一些含义的，每一种花都有含义，比如，玫瑰象征着爱情，菊花……”
“哦，那就是美好，纯洁，幸福？”
“可是这是白菊花啊？”
“菊花本来就有白色，黄色，紫色……”
“白菊花是祭奠用的。”她突然抛出了一个理论
“哦？是吗，这可是您说的，祭奠？祭奠什么？”
阿姨无语了，正好特异功能和他的几个练健身的兄弟上车了，阿姨对他们说她吃饭去了，下车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如同祥林嫂般喃喃的说道“这孩子，跟我儿子一样大。”
特异功能人走了，留下了健身者，晒得很黑的南戴河爱好者，和一个叔叔。
南戴河爱好者要走了我的基本信息后下了车，似乎在这群人里地位最高的叔叔凑了上来。
“带花来广场做什么？”
“看降旗。”
“你有两种选择，把花留下，去看降旗，要么带着花离开。”
“也就是说法律禁止人民带着花去看降旗咯。”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执行命令。”
“您的意思是您的领导命令您拦住带着花来看降旗的人？”
“不是，根据你的情况，领导是这么批示的。”
.“理由是什么，一朵白菊花能伤害谁？似乎不在你们的违禁品名单上啊。”
“没有理由，戒严需要理由吗！”叔叔的耐心和礼貌突然消失了。
“广场戒严了吗？没看到通知啊。”
叔叔刚想说话，突然沉默了……
“你尊不尊重我，你到底尊不尊重我？”叔叔突然问了一个关于感情的问题。
“我很尊重您啊，您有没有发现，我一只在对您使用敬语‘您’，而您一直在说 ‘你’……”
“你要是尊重我，就赶快照我说的做。”
“我尊重法律，当然，也尊重您，但我不能按您说的做，除非您给我一个法律条文的理由，哪一条禁止人带菊花上街。”
我们还是略去中间与这位警号051911名叫王坤的police叔叔关于纳税人纳税多少才有发言权的谈话和各种上车来好事者问的消磨时间的各种车轱辘话和一个人究竟要不要带身份证出门的重复问题不表，反正我带着对于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效率低下（一个小时竟然查不出一个身份证号码）和无法按时看降旗的不满拿着白菊花和书随着依维柯（一路逆行）来到了“局里”。
这个叫“局里”的地方并没有门牌号，而且进进出出有面有菜色的乡下人，一些挺着肚子尾随他们的police，带着耳机在门口晃来晃去的不明身份者，和第四种人，他们不属于上面任何一类，但都靠在墙上斜眼看人，而且都晒得很很黑，我心想还是离他们远点吧，万一是攻击型神经病怎么办。正想着，后面有两个人叫我的名字。
“进去核实身份。”南戴河爱好者指着一个昏暗的楼道说
“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我知道什么了我？”
“你的POS机几秒钟就能查出我的身份”
“POS机坏了，网络不通。”南戴河爱好者眨了眨眼睛。
“不要撒谎，一个大老爷们儿不要撒谎。”
“真坏了，不信您……”南戴河爱好者快哭了。
“好好好，行吧。”
我怕他一个大男人真哭了我反而下不来台，就走进了那个卫生搞得十分糟糕的楼道，由健身爱好者尾随，绕过几个带着哭腔的乡下人，进入了一个有趣的房间，这个房间没有任何看上去能核查身份的设备，只有几把椅子，几个摄像头，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摞白纸和红色的印泥盒。一扇窗户上有铁栅栏和防盗门。
“坐吧。”健身爱好者指了指一个凳子。
“怎么了？”出现了一个新人物，他年纪不大，三十上下，穿着警服，对健身爱好者说。（就叫他警服小子吧）
“带白花的。”健身爱好者抬头看了一眼我。
“为什么来广场”警服小子微笑着拉了把椅子坐着我旁边。
“我希望你们抓紧时间，去核实身份，我只是来看降旗，没带身份证。”
“带白菊花做什么。”警服小子还是笑。
“喜欢菊花。”
“喜欢菊花？”
“喜欢，家里也养了不少。”
“家哪儿的？”警服小子渐入佳境，此时走进来一个穿军装的干部模样的人，没有说话，只是坐在了健身爱好者的旁边。
“海淀。”我答道。
“为什么今天来看降旗。”
“因为昨天没时间，明天也不想来。”
“带着花今天来看降旗是不是要纪念什么？”警服小子有点急躁了。
“啊？您什么意思，我完全不明白，请您说明白点。”我大惊。
“今天是
“
警服小子一下子不说话了。
“诸位，今天是什么日子，有什么特别？”我站起来大声的问，但房间里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健身爱好者还装作看手机。这时，门开了。
“你现在是否住在海淀区XXXXXX？”闯进来一个秃头，没打招呼就问。
“不是，我住在XX。”
“详细地址？”秃头掏兜找笔。
“我需要先看您的警证。”
“没带在身上，你就说吧！”秃头不耐烦的说。
“我需要先看您的警证。”我重复。
秃头自知违反了操作流程，气喘吁吁的跑回去拿来了警证05114——王XX，后面俩字我不认识，是生僻字。我就告诉了他我的住址。
“单位？”
“没单位，自由职业。”
“父母单位。”
“我早成年了，又不是监护人，他们过他们的，我过我的。”
秃头嘟嘟囔囔的走了。
漫长的等待中，看完了半本书。这中间来过两个人，一个是轻微精神病的妇女，自称梦到了某领导人，让她来什么门前面找他。另一个是一个拎着写有 “22界教师节留念”的中年男人，很紧张，police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最后这两个人都被自称是什么什么办的人带走了。
“人真是奇怪啊！”我放下手中的书大声说
“人有什么奇怪的”健身爱好者和军装干部都看着我
“随随便便，心甘情愿的就跟一个陌生人走了。”
俩人又没说话。
出于无聊，我想起了很多劫机电影里面的经典对话，反正看降旗的时间还早，我就说——
“查我身份的人怎么还没回来？”
“该回来就会回来的。”
“早就查完了吧，在做什么？”
“那不是，赶上了，系统就是这么慢。”
“你有孩子吗？”我对对面的人说。
“没有。”军装干部笑了。
“你会有的，你有孩子的时候，你将怎么对他们描述自己呢？”
军装干部沉默了。
“骗子，你的父亲是一个骗子。”我慢慢的说。
不知为何，所有的人都不出声的笑了。
“你还能看书，我只能干呆着陪着你。”健身爱好者说。
“你想看吗，我给你看。”我把书递给他，他摆摆手拒绝了。
“你能把花留下吗，留下你就能走。”警服小子插话。
“不能，但如果你喜欢，我可以送给你。”
“你能送给我吗？”警服小子一脸纯真。
“不能，因为我不喜欢你。”我嘲讽的看着他。
这时都八点多了，我在这个叫“局里”的鬼地方呆了两个钟头了，陪我逗闷子的只有警服小子，健身爱好者，军装干部三人，查我信息的秃头一去不复返，我对看降旗，实现为它自豪、为它欢呼祝福的念头已经不抱希望了，多么神奇，只因为我没带身份证和带一朵花！
秃头说来就来，不是一个人来，又带了俩人，活脱从《茶馆》里第三幕里蹦出来的一样。a、b哥俩一进门儿就横着肩膀。
“走吧。”a说。
“去哪？”我问。
“去XXX啊，你不是住那吗，我们就是XXX派出所的。”b说。
“我自己可以回去。”
“别啊，我们都开车来了，怎么能白跑一趟！”a又说。
“谁让你们来的，你们自己愿意来！再说，你们是谁，给我看你们的证件。”我说。
“没证件，没证件。”b突然失控了，口水都出来了。
“ 喊什么喊，没证件你们跑这儿干嘛来了？”我看了眼秃头，秃头没说话。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让你走就走！”a说。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敢假冒警察，我马上打110！”我反问。
“穿着一样的制服，区别真大啊！”我对秃头说。
秃头转身把两个人拉出了房间。
“你可以走了，你打车走是吧。”过了半晌，秃头回来对我说。
“这就是本大爷的证件！”a冲了回来，揪着衬衫上自己的警号对我说。
“不要激动，
秃头又把他拉了出去，对他说：“没事了你们走吧”。
“你可以走了，记住，以后如果想献花先去管理处备案！”
“谁说我来献花了，我来看降旗。”
“我说‘如果’！”秃头大声说。
“我一辈子都不会来献花。”
“那最好！”秃头随口说。
“你说什么？为什么不献花最好？好在哪？”我没有准备放过他的反动言论。
“当我没说吧，你可以走了。”
我向健身爱好者打了个招呼，感谢他陪我发了一下午呆，他坐在那儿都快哭了，什么都干不了，只能看我，而我一直在看书，也没有要逃跑。练那么多肌肉也没派上用场。几个人起身送我走出了“局里”这个神秘又滑稽的地方。秃头还好心的为我指了能打到出租车的方向。
“再见。”
“再见。”
太奇怪了……派出所的人开车穿越半个北京来送我回家是一种什么程序呢？我的身份到底被核实了没有？为什么我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他们就让我走了？到底今天是什么日子呢？警服小子有什么秘密呢？为何不肯告诉我？难道他们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那他既然知道还问什么呢？今天对于他竟然是这么特别，但原因又是什么呢？看来得回去找回中学历史书看看，到底什么日子会令一群大老爷们对一朵鲜花如此恐惧呢？这些问题是永恒的迷！
唉，受诅咒的46路汽车，你何必经过一个普通人身旁，唉，彭丽媛，您何必唱那首歌。你们毁了一个小市民的下午。他本来应该去吃碗卤煮或面条，买点便宜货再逛逛胡同！可是他带着崇敬走向广场去向那面旗帜致敬，在他的人生终于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却被一群业余喜剧爱好者围着强迫排练了一下午达里奥佛，等他们过完戏瘾天都黑了，黑得令人害怕，他出来了，他站在长安街上，他该走哪条路回家呢？
前二天，我在隔壁张先生家聊天时，忽然看到竹山门对面定海港入口处，与晓峰岭隔岸相对的盘峙岛北侧，崩塌了的巨大黄色山体不见了。原来是裸露的山岩涂上了绿色，不知是用绿色的油漆还是网罩覆盖看不清楚。据一起聊天稍知内情的体制内朋友说，这是政府“复绿工程”的一部分，单郊区飞机场塘口的“复绿工程”就化了上百万。张先生接着说政府就是这样，开采石头让他们的哥们赚了一笔，回过头来复绿工程又让哥们赚了一笔。这样来回折腾，唯一的好处就是化纳税人的钱肥饱私囊。
我想城市的美丽，在这60年来被毁得最厉害，再补容也留下了疤痕，就如定海在结了无数烂疤的环境中生存一样，终有一天城市的生命在烂疮的复发中死去。
13年前，我在外地报纸上写《救救青山》一文，批评正在疯狂开采的山体，那些都是这座岛城最美丽也最醒目的绿色的山体，那些覆盖茂密植被的山体其实就是城市的面孔，可政府在外围把周边的山体搞得千疮百孔，在城内却干着拆毁古城的勾档，特别是在十几年前，整个定海就仿佛遭到一场毁容挖心的劫难。
提意见，不听；抗争，没用。甚至打官司都扬言是五套班子内定而必输。每每与官员理论政府在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当下作为，他们总会说综合因素呀，长期规划呀；说你虽然有道理但你不知内情，情况复杂呀；还有政府是当家人是全面考虑问题，批评的人只是一家之言。听官员说起来永远是头头是道，永远占着真理。何况政府把持着当地舆论的话语权，永远不会让你公开听到不同的声音，好像政府说的话比谁都聪明和正确。
但是，事实证明在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上他们都错了一次又一次。破坏古城被全国舆论媒体曝光与批评，直至专家实地考察而多次上书，最终被省政府通报批评，成为城市建设中毁坏古城第一典型的反面案例。今天，那严重影响城市视觉的山体破坏也被停止，又化巨资进行“复绿”。这是自纠结果吗，怎么13年前不进行制止，而非要等今天大桥要通了才来救治？政府当时的不作为是远见还是近视？为什么当时就没有倾听批评的雅量？这样的代价难道是必须的吗？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舟山政府化纳税人的钱不心痛；我也从不看好舟山城市设计者的人文素质；更怀疑城市管理者的公信力。一年多来，定海的和邦化工多次发生严重污染环境事件（今年5月又发生一次），从人们多次呼吁政府公开信息而得不到回音，甚至对批评实施网络封杀的手段中，城市环境最终会毁在他们的手里。
《救救青山》
（本文发表于浙江省政协主办的机关报《联谊报》
远处传来一阵阵沉闷的爆破声，从窗口望去，东南角腾起一缕缕烟雾，这是一个从孩提记忆起就隆隆作响的采石场，这作响声一直灌我至中年。
每从外地回定海，船入港口，那巨大的溃崩处醒目的映入眼前，被炸药从山脚爆炸至山顶的黄土碎石，正与这座被称为历史名城的小城极不协调地加速扩张着、轰鸣着。逶迤殷秀的青山，如睡美人被毁了半边脸容，裸露着绝无生气的黄色内脏。这些破碎的山崖，百年也不会被绿色覆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市区不断延伸，越来越需要绿树环抱和青山衬托的这座小城，在邻近咫尺，几乎就在市区的采石场，为什么还要轰响下去？为什么不可以在同一座山的后面开采？为什么要让全城的百姓在硝烟与炮声中每日目睹毁容的面孔？
我只能这样认为，开发者可能两眼发黑或根本忽视城市和人存在的审美化。如果说，居住让城市充满了生机，那么绿色就让城市赋予了诗性，这样的“诗性”已远不只是一种艺术语境，而成为建设开发和挖掘人生价值的重要依据。人的生命本质就是诗性的获得，如此，物质上生活美化和精神上的追求才成为可能。而获得这种诗性，就需要有一个能引导我们走向人与自然相融的审美境地，这个审美境地的充分条件就是自然环境的存在！
过去，每当我在城市的边缘登入山丘的树林之中，徜徉于大自然赐予我们这一方绿地，就会找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情绪。站在山坡，面对我们正在变化的城市以及周围不多的自然风景，就会感叹这小小的环抱着的青山，是我辈浮生每日唯一能达到的自然之地了。
而这唯一的自然之地也将不复存在。
当我们的宣传部门向外地客人得意得介绍说定海是座历史文化名城，带他们去鸦片战争纪念馆，去三忠祠，去姚公殉难处，从《定海厅志》线装书上数落着祖先的家当时，我们尊贵的客人是否抬头眺望过东南方？是否感叹先人誓死保卫过的土地，正被不肖子孙啃啮？
从小，我就对这城市设计者和建设者有一种谢恩的热望，因为我知道它规范着我们的生存方式，调节着我们的审美与情绪。现在不仅对他们的崇高感消失了。而且认定他们是屠杀城市的刽子手。在我向有关部门反映和屡屡向当地舆论媒体投稿而杳无音讯后，想必有众多像我这样的感受者，对我们城市的管理者已处在十分无奈而又无望的境地了。
每当目睹东南方，精神感到阵阵疲惫，觉得自己的一生像匆匆过客，这小城的劈山破石，旧城改造的百年大计用不着我来说三道四。然而，即使这样眼睛耳朵也无法逃避，痛苦之下，我说的是：定海古城不见了，定海的青山也将不复存在。
救救青山。
二十年后的叙事
不要看成是诗，他们死后没有诗歌，那只是残杀后的断句。
1
那天，我从解放路回来
五金公司那高高悬挂的横幅已经取走
横幅上的五个大字是我提议的
老玉米写完字后
石头最后爬上了舟山群岛的一座大楼
于是，失民心者亡
这5个文字
忽然间，成了反 革 命文字
我在审讯室里一次次，交待我的上述
反 革 命 罪 行
我觉得自己是黑暗中的一缕炊烟
飘过熟悉的屋门和房顶
渐渐地，道路和海岸越来越远
在最后的灯光消失后
没有人会看到我
但星星会更近
死去的人此刻清楚地坐在天上
在风中摇响他们年轻的身躯
二十年前的今夜
他们把看不见的名字，留在大地
2
二十年了，虽说几度春暖，仍寒风吹彻
他们没吃这片田野上的粮食
没喝这片土地中的水
没吸这片天空里的气
他们离开的那一刻，时间就停止了
那一刻，中国
你是黎明，还是黑暗？
当历史的血腥在漫延的时候
中国，你是进步还是残酷？
二十年来，亡魂一直在呐喊
那一刻，中国的天已经全黑了
我伏在床上，一如伏在沾血的街上
开枪了，手无寸铁的人呼喊于北方的长安街中
火光与鲜血溅起时
我两眼空空，听不到声音
那一夜，我离开文字
知道坦克碾过，机枪
把几百个如儿子一样青春的生命射杀
那一夜
我觉得不会再有白天
3
终于有一天，最后的时刻等到了
那天下午4点
我坐在办公桌前，四个人进来
问完我的姓名，
然后拿出一张纸
我签好字，放下笔，
他们不让我整理桌上任何东西
不让我向亲人告别，
我举起带铐的双手，移动脚步
不带走一张纸片
那天黑夜
电筒的光逼近家中细微的瓶口
搜寻我所有的笔迹
一如刑事大案中的一滴水一粒尘土
试图连接起办案者的意识
那天，青年诗歌报第一期清样就放在我的桌上
我失自由后，它也被扼死在胎中
后来官方下来了一文通知
青年诗歌会
不宜于继续存在
4
现在，牢门外有持枪的卫兵
这是我享受到一生中为我站岗的待遇
其实，我一直呆在角落，柔弱的如烛如草
身上没有密电码
没有暗号，没有上级和下级
天一次次的黑了
天很冷，我打了绑腿，盖了二层被子
刺目的电灯彻夜亮着
我告诉家人，用布缝制红黑二面的头罩
来蒙住我的眼睛
风刮过屋檐时，秋天过去了
月光照到荒凉的床上时
我想家了
风声中，狱友的歌声飘过
我看不见的雪正在吹落
以后许多个黑夜
一直做着颜色绚丽的梦
有一天，看见老家的河边
田野上，堆起一座高高的五彩雪山
我进去后再也不想回来
5
关押的日子，我行贿过看守
因此，我还能读着汤因比和庄子
读着世界和中国历史
在冬天，透着寒风的铁栏内
能让我看到太阳
我与狱友用肥皂、纸团，草秸与牙膏
用鞋底的黑胶与地板的漆皮涂成颜色
做成围棋、象棋、陆战棋
我真想围抱着火炉
烤热漫长一生中寒冷的时刻
那些时刻，我有相当多的时间
用来做广播操
后来，当阳光照过来
我在书本的行与行空隙中
写下每天的日记
许多日子，我独处一室，等待判决
等待大西北广袤的田野上永恒地劳作
去播种和收割自己最后的生命
等待焚烧自己后的一缕炊烟升起来
那是天上的梯子
6
1990年1月2号，那一天，接近中午
我在铁门边晒着阳光
爸爸，爸爸
透过院子，对面办公楼里一扇打开的窗口
看见妻子抱着三岁的儿子
远远地，永远定格在一生中了
狱警闻声赶来，窗户关闭
当骂声与请求声
从里面传来
我听见儿子的哭声
儿子后来说，爸爸在笼里，像一只大虫
那真是一只虫子呀
全部的食粮是菜叶和蕃薯
白天是读书，做操，偷着写文字
晚上，从笼子里长出芦苇，飞出鸟群
我想到春天，想到自由的降临
当我抚摸自己一生和儿子的未来时
岁月像荒野一样敞开
当我看着流血的中国时
冬天太长了
7
一年前的北川中学倒了
同情与救援源源不断
二十年前同样年轻的生命被杀害了
谁在怀念他们？谁救援过他们的父母？
谁又为他们苦难和悲惨流泪？
许多活着的生命逃离了家乡
许多人走着走着便睡着了
更多的人说有生之年看不到道路的尽头
漫天黄沙
人心的尽头一片荒芜
许多年后，我老年痴呆
可我8964的车牌记着那个日子
许多年后，我两眼昏花，认不清朋友
可万峰庵博客和QQ上永久不变的年龄
记着那个日子
许多年后，我会在一个冬天或者一个春天死去
我更相信，会在另一个春夏之交的日子里死去
可那座房子会等下去，那条街道会等下去
土地会等下去
天空、大海和时间会等下去
8
二十年来，我做过很多次死去的梦
可是泥土一直埋不住我
梦中的我，飞得比所有的尘土要高
子弹一次次穿过我的胸膛
我如影如风，活得比敌人更久
二十年前的今日此刻，枪声响了
从木犀地到天安门
从和平路到万峰庵
是鲜血，是尘埃，是一个挨一个的黑夜
是亲人，是孩子的呼唤！
二十年前的那天恍如昨天一样清晰
今天我用文字纪念
那个黑色的、血红的、悲怆的
自由与民主
被屠杀的日子
终有一天，他们用身体喂养着的故土，
民主的纪念碑会竖在那里
终有一天，春回大地
他们用血液浇灌过的土地
自由之花会盛开
摄于今日此刻，万峰路1号卧室的黄昏。
今天是六一，这让我想自己的童年，也让我想起北京事件中被杀害的数百个年轻学生的生命，那正是他们刚结束童年不久的春华正茂的年龄，再过几天就是他们二十周年的祭日，本文原题《阿咪》，今贴于博，算是纪念自己童年以及那些死去生灵的一种方式。
在我的旧居，伴随着我度过童年的是邻居的一只黑色的叫“阿咪”的狗。它在我的记忆里就如同常来我家的一位朋友，几乎每天它都会摇晃着尾巴，拱嗅着我的脚跟脚背和衣襟，向我示意着她的某种情绪。在暮春暖暖的某段时间里它每年都会产下一群小狗，有时候我们会带着她去看望它的那些散在这小镇周围的子女。它们都和我一样有童年，有顽皮的岁月，有天真无邪的双目。
然而，许多年前一道对所有狗都要打的不容更变的命令中，在它产下一群毛绒绒的小狗不久的一个有过雷雨的夏天，它在被打狗的人的追赶中，抛下子女永远失踪了。那年我16岁。也许，我对人世间全部不幸和残暴的领悟，就是从它撕心裂肺的叫声中开始的。他们硬是用暴力终止了一个挺好的生命，不允许它再呼吸。我有理由这样预言：残暴的人管理不好我们的生活。我一生也不会信任那些凶恶冷酷的人。如果我们的生活缺少的是强悍，那么我更但心那种强悍被邪恶所利用。
当我们的斯文被野性扫光，当精神被酒肉引诱太多的时候，我常常萌发离开桌子和包厢的念头，想到有泥土的地方站一会儿，想到原野上为还活着的动物梳理羽毛。然而我心中的一点怜悯还不足以抵挡口腹之欲，这一点上，我与大多数人同样的伪善和虚妄。似乎无力超越。我对朋友多次重复过一句话：我们人人应该拥有一片绿色，我们应该告别餐食动物的历史。这差不多成了一个不能达到的界限。因为人类不可能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摘取宇宙间完美的果子。
当夜深人静，在这绿色枯竭，生灵流血的大地上，当我闭起双眼冥想的时候，我还是试图维持一份精神生活。当太阳出来，我只有回到山上，匆匆奔向金家湾的山岗，奔向草坡和树林，才能宁静。我相信自己从小跟那片自然山地上的生灵有着血肉般的联系，我一生都不能背叛它们。我会有另一只阿咪的狗，它会永远与我为伴，与我为真。而且我肯定，在这样一种聪慧的生灵上，最终还有一种矫正人心的更为深远的力量潜藏其间，那就是向善的力量。
二天前陪朋友去朱家尖岛南沙走了一趟，感到南沙越来越变得人工化了，忽然记得十多年前的一篇批评南沙（当时还未开发）的随笔，联想到上篇转贴的爱默生的《自然》，再想到青岛、深圳等地向游人免费开放的沙滩，南沙提供给我们的也应该是人类可以自由品尝的自然之果。那样做，人们才能在朱家尖岛感受到有着永恒价值的无穷之美，而管理当局的妄自尊大、自以为是，已经使它面目全非。
上天对舟山群岛恩惠有加，给了我们沙滩、大海、植物和土地，本要使舟山人变得有灵、有智，并让舟山人得以生殖繁衍。面对自然，无论海洋岛屿，还是一草一木，它是那样地丰富着我们的心灵，我们在它面前的唯一选择应该敬畏与爱护才是。可是，一些天地间的自然美丽被围了起来和被改造后，大自然给予全民的礼物，就被掠夺了。自写那篇《被拦住的沙滩》开始，定海的古城迅速地消失，今天和邦化工也继续污染着舟山的空气。我们对环境的破坏，如同被拦住的自然，黑色的幽灵飘忽在舟山的上空，美丽不再成为永远的存在。
《被拦住的沙滩》（联谊报1996.8.9）原文：
星期天，我们一行在朱家尖出淡风林，在松林中逶迤穿行。小路尽后，沙滩与大海在望。正当我们迎向大海之际，二个中年人窜上来，向我们收取每人10元的门票。我取过那张印有“南沙景点＿＿含人身保险费”门票，问“门”在哪里? 到沙滩散步竟也要付保险费吗? 收费人指着一条沿整个沙岸而筑的钢筋混泥土地基，说这上面要拦起档板，会有门的。
这是一种对美好情绪的戕害，岂是惆怅或失望等语所可形容。细究出此创举的人，意在禁止游人“免费”涉足沙滩或窥望大海。但大海、沙滩、小丘、松林本是自然赐予，连成一体上下呼应，且游人三三两两伫立松林小丘间，从茂密的树隙观赏大海的磅礴与沙滩的宁静，这本身就是给自然的南沙增添一番情趣，但决策者显然不会想到此。他们的赢利动机早已将此种情趣彻底消除了。将南沙或其它沙滩围圈设栏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大自然赋予给南沙的整体美感，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暴露了中国人不健全的心态。这心态与封闭性的文化传统有关。从中国人的居住习性看，庭园深深，门墙高筑，它对所有的人都防犯，从帝王到庶民，从大款到贫民，都划地为牢，各自用高墙用防盗门窗把自己圈起来。这种与书本上被称为礼义之邦的泱泱大国气度不相谐的举止，明显地在现实中流露出小农的狭隘和俗琐。中国其实就是一座其大无比的“围城”，它用大大小小的围栏遮挡人们的眼目，惟恐被人窥去大自然本身的华美和自己的某种阴暗。此刻，我理解了南沙，它的背后毕竟是小农和小市民组成的庞大的社会。
无论是加拿大的尼亚加拉瀑布，或是埃及的金字塔，还是夏威夷的海滩,，你不能想象用人为的屏障去遮挡它们。而欲被称为“东方的夏威夷”的朱家尖碧树、金滩，你也同样不能容忍有这样一堵大煞风景的栏板。
同行的孙武军10年前在〖朱家尖考察记〗(舟山日报)带着对美的发现，深情的赞叹这一自然景观。是的，朱家尖的东沙、南沙、青沙、后沙，她们向你敞开着胸襟，她们要把属于她们的温馨、美好、甚至富裕，全部地、无保留地献给你，她们乐于把自己的一切欢乐,以及上帝赋于的造物之美向你展开，并与你分享。
于是，我痛苦地回到南沙，我们的南沙将有一排拦住沙滩与大海的屏障，沙滩的美丽是卖钱的，大海的风景是卖钱的。
一个人要想离群索居，他就需要象远离社会那样，远远地避开他的卧室。当我读书写作时，我并不是孤独的，尽管我身边没有旁人，可若是一个人希望独处，那就让他去看天上的星星。从天国传来的那些光线，将会把他和他触摸的东西分离开来。我们可以设想，四周的气氛将因此而变得圣洁而飘渺，它使得人在凝视那美妙的星体时领悟到静止不变得圣洁而飘渺，它使得人在城里的大街上仰望这些星星时，它们是多么璀璨动人啊！假如这些星星每隔开一千年才出现一次的话，人们将会怎样地崇敬信仰它们、并且会怎样地为后代保存这一上苍先灵的记忆啊！然而，这些美的使者每个晚上都会出现，用它们那带着训诫意味的微笑照亮整个大地。
星星在我们心中唤起某种崇敬之情。因为它们尽管时常露面，却是不可企及的。但是当心灵向所有的自然物体敞开之后，它们给人的印象却是息息相关、彼此相通的。大自然从不表现出贫乏单一的面貌。最聪明的人也不可能穷尽它的秘密，或者由于寻找出它所有的完美而丧失自己的好奇心。对于智者来说，大自然绝不会变成玩具。鲜花、动物、山峦都反映出他成熟的智慧，正如这些东西曾经在他幼年时给了他天真的欢愉一样。
说真的，几乎没有几个成年人能够亲眼看到自然。大多数人不会去盯住太阳细看。至少他们是一掠而过。太阳仅仅照亮成年人的研究,可它却一直透过孩子的眼睛照亮他的心灵。热爱大自然的人是那种内外感觉仍然协调一致的人,他在成年之后,依然保持着孩童般的纯真。他与天地的交流变成了他每日食粮的一部分。面对自然,他胸中便会涌起一股狂喜,尽管他有自己的悲哀。大自然也是我心灵的创造物,虽然他有无端的悲苦,总是高兴和我相处的。并非只有太阳与夏季是令人愉悦的。每个时辰、每个季节都会产生它独有的喜人之处。这是因为,每个时辰、每个季节、每种变化都配合并导致一种不同的心灵状态从静寂无声的中午,直到夜幕沉沉的午夜。
大自然是一台背景,它既可做喜庆场合的陪衬,也同样能衬托悲哀的事件。当我身心健康时,空气中都弥漫着善意与美德。穿越空旷的广场,脚踩积雪的水坑,时值黎明前夕,天空布满云层－－此时我心中虽然没有一点有关好运气的想法,但我经历了极度的喜悦。我高兴到了恐惧的边缘.在丛林中能永久地保持青春,在这些上帝掌管的庄园里,有一种神圣的礼仪和秩序统治一切。一年四季,延绵不断地过节,而客人乐在其中,一千年也不会感到厌烦。我们在丛林中重新找到了理智和信仰。在那里,我觉得一辈子也不会有祸事临头－－没有羞辱、没有灾难(让我的眼睛避开它们吧)－－而这些人为祸事是大自然无法弥补的。站在空地上,我的头颅沐浴在清爽宜人的空气中,飘飘若仙,升向无垠的天空－－而所有卑微的私心杂念都荡然无存了。
……
我在荒野里发现了某种比在大街上或村镇里更为亲昵,更有意味的气氛。尤其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人看到了某种像他的本性一样美好的东西。然而可以肯定、产生这种欢愉心情的力量并不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它出自人的心灵,或者出自心灵与自然的和谐之中。人们有必要以极大的节制态度来利用这种欢愉。因为大自然并非总是用节日盛装自己－－昨天依然是花香四溢、光彩迷人的美景,今天却沉寂一片,毫无生气 。大自然总是染有情绪色彩,对一个在烦恼中工作的他来说,周边的景色看上去都是灰色而单调的。在另一种情况下,一个刚刚得知朋友死讯的人则会感到他周围的风景包含悲伤的意味，天空看上去也不再像往日那样开阔壮观。
上面摘自《爱默生集：论文和讲演集》，上下卷，赵一凡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从这短文中可以看到爱默生的文字清新、充满锐气, 给读者留下的不是形而上学的教条,而是一个用灵感点燃别人的人，哲学的文笔中包含着文学的激情、诗意和美感。
爱默生认为自然是人的精神的象征，世界是为人的灵魂而存在的，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美的欲望。人类的基础不是在物质里，而是源于精神之中，正是人的灵魂，使尘土和石头获得人性的色彩，而世界的零乱破碎也源于人本身的残缺。与此同时，自然也慷慨地表达着美，包含着对人的真诚的教诲，它是一位良师。如博尔赫斯在《爱默生》一诗中写道：
他迈向深邃的西方的斜坡，
迈向那道落日熔金的边界
……
那些花开的地方
――对良峰几首诗的观察
那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春夏之交的傍晚, 已故作家陈国安带着一个小伙子到我家,他说这是夏良峰。我一听这名字,就想起好几个会写会画的同名朋友,笑笑说也是搞艺术的吧。国安说是当警察的。我一听就有些严肃了,说当警察到公安局去。这时,看上去精神与肉体都很结实的夏良峰反诘我, 警察就不能写诗了？我想是呀，还是自己带上有色眼睛了。知道他们还没吃晚饭，特意叫老婆去买自己喜欢吃的鹅肉，说是一起分享。没想到良峰大快朵颐。以后经常拿我的鹅肉来赞美。我说是因为那天家里没菜，所以鹅肉才凸现出来。
不久，我被迫从文学编辑岗位下岗，被组织打发到一家商店里当营业员。再不久我混在小生意队伍中，为每日的生计而奔波，渐渐地被生活掩埋下去。而那个年轻的警察，却在一片缺乏诗意的队伍中凸现出来，从片区警务开始，缉私、治安、宣传，他一边忠守着他刀光剑影的职业，一边用诗叙述着他的内心的真实世界，这一片世界是如此温情而又充满忧伤，这出乎我的意料。
我该叙述些什么
群山之上的积雪开始溶化
这时的那个人
双手藏在风衣口袋里
那块压缩饼干，厚厚的
是去年的口粮
这是《光阴的河流》开始的一个片段，我把这首诗看作是有关个人情感遭遇的写照。山边、风衣、饼干，给人一种很伤感的流浪汉的形象，仿佛生活丢失了，把双手藏在曾裹住过情人的风衣里。风衣意味了什么？他紧攥着那块已经失去口味的饼干，那饼干又暗示着什么？是爱吗，爱已经留给过去；是未来吗，未来也已经冷却。但在这个除了影子已一无所有的流浪汉的人生路上，他还想去煮熟每一餐米饭，仿佛香喷喷的爱情与寒冷的苦旅永远结伴而行，从来没有消逝过，于是他最后这样写道：
真的，即使道路嶙峋
背你走也是一种享乐
我愿意
守着你的河流，慢慢地
将日记写满
我突然觉得，夏良峰是情感特丰富特伤感的人，我怎么也联想不起来与毒品犯、走私犯斗智斗勇的人是同一个人。在那个纪律如铁的队伍里，如何一心想去“做一个崇拜自由的人”。也许，诗人都是伤感的，从他那喜欢的是蓝色而不是红色的叙述中，也许，社会所宣传的人生观并不等于他内心的价值观。他在诗中说自已是“一只飞鸟在海上飞翔\在黎明光芒里\享用晨霞的欢愉”。同许多诗人一样，这种欢愉，莫过于把海的光泽体验成姑娘新鲜的气息，他的内心希望涌动。
于是，我们进入他柔碎的时光，看他坐在微波的水流里，倾听滴水的声音。在整部诗集中，那轻轻溅落下来的，肯定是一种爱情的声响：
那些花开的地方
会有一条泉水的
是映在你凝眸的思绪
化作春水了
那么多的水，流淌的水
你心里来的
并不是每颗心都有泉
只有湿润的爱
无尽地抒发琴弦
那么悦目动听
应该说，《那些花开的地方》是夏良峰很多爱情诗里面写得比较细腻的一首，他是说，在爱生长的地方，一定有滋养着爱的心弦，就如花需要泉水一样，爱才能被湿润，才能拉紧一生的期盼，将爱储藏到老，慢慢享用。我也想，当时作者心绪，确实像他在诗中说的: “春天时候，爱的相遇\就是这样”。又比如《又是午夜》，良峰把在床上午夜听雨的情绪描绘的异常富有色彩，相思之情丝丝入扣。
也许，爱是良峰生命的永恒，可是爱又总会失落，这给他带来寂寞的歌:“阿桑，悲伤在空中\寂寞的心灵\你在云层上，我们在哪里”（《寂寞在唱歌》）。于是，在这般静默的等待里，在被风撕碎忧郁的时光里，他需要温柔陪伴过他长长的伤。这那个季节，就像患了爱的忧郁症那样，良峰也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仿佛是在梦中，他一边感知温存，迷醉在过去的时光里，一边感叹她的负心。梦里的光辉是那样甜美，又那样黯淡。可就像有着与良峰相似情绪的徐志摩在《偶然》中所说：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当然，在个人小爱消失了的地方，良峰展现了他的另一个爱，或者说，他把小爱移情至他的大爱，他把情感升华了。他最愿用来比喻自己的事物是飞鸟与船长，那是自由的象征，是生命柔弱与意志力量的结合。“你拥我的天空曾经那么近\你的气息曾经那么动听悦耳\我强悍挺耸的背影\曾经是这片丛林最高大的树 我敏捷的身手曾经飞鸟一样\衔来幸福喂食你” (《似天池旁边的丛林》)；他把自己想象成船长：“在海上，奔腾咆哮的海面\那是我迟钝的船体……与那海洋一起\与日落日出一起\相拥相爱，每一刻每一秒”(《船长》)。
除了爱情诗，良峰也有不少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作品。在《雪》中，作者记述了自己有一年冬天，在一处海滩坐着，眼望海湾、烂船、铁锚、飞鸟，倾听风中的浪涛，那涛声仿佛是大海深处响出的歌声。作者说，海湾一直是他的童年神话，可童年已去，人生就像漂泊的船，找不见拴船的绳索，唯有褪色的风旗在风中嗖嗖地刮动。大海恒古至今，没有改变，但岁月如斯，飞鸟如雪，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如海上的一只鸟、一片雪，随时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时间之外》，他把有一种人放在时间之外，那是底层的人们生活，实际上也是被时间遗忘的那一部分人的生命状态。在爬满蟑螂地板上，他描述他们的黑夜，他们的毛孔和汗珠，他们的鼾声。
当然,良峰也会远望世界, 会把眼光放远到哥伦布和好望角去,放大到到今天的伊拉克和加沙,在信念、战火、鲜血中去显现他对世界的看法。尽管我不赞同《加沙城》诗中他对自由与生命价值的认识，比如谁制造了血腥？谁是这场旷日持久战争的屠夫？谁又是殉葬品？这些问题都应该在珍惜生命、爱与同情、自由表达等普世认可的价值观上来辩识。实际上，良峰很困顿，在倒下的自由生命面前，目睹天空飞翔的小鸟，发出为什么，为什么的天问。
良峰的诗是自由的，在他的诗中，各种形式各种题材都有。曾有一段时间，它的诗，以每天一首的产量增长。我觉得诗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因为一个人写诗的状态就如生命周期状态一样，是有低潮与高潮期的。低潮时，动静全无，就如我十年没有一首诗，这不是说生活缺少诗，而是对生活的冷漠，导致缺少对生活的发现。高潮期时，对细节的观察就特别敏感，然后加以感悟，一首诗就产出,出，一朵生命之花也就开放了。如果留意身边的生活，体察事物的闪光之处，诗情由生，再加上勤奋，每天写写，好诗也就从中出来了。无论我，还是良峰，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与写作。诗如花，那些花开的地方，是生命闪光之处，也是人生最愉悦的时刻。
就如我的名字在马路上喊一下，就会上来一卡车一样,良峰这名字在舟山也很多,大概是舟山的山不算太高,不以险峻,而以良之称。因此，良峰也算是舟山的一个特色。
（本文受作者之邀，是为他将要出版的诗集而写。本博有删节。）
:屋后是一片墓地
前几日有一朋友老是问我，你为何要住在山上。1997年，一个房地产朋友在长岗山下开发商品房。那时的房子都造五层式的，一般三楼价格最贵，一层与五层最便宜，说是一层晒不到太阳，必比较阴暗，不像现在房产商聪明，在一楼底下再弄个高高的架空层；五层说法还要可笑，说最高层都要漏的，还说在太阳底下很热很闷的，于是在顶层之上再升个可以住人的阁楼，用来挡雨遮阳，那时的阁楼都是送给买五层住户的，说是对住“高层之苦”的一种补尝，不仅最高层价格最便宜，而且这样的补偿也少有人领情。有一天,我对开发商的朋友说，给我弄一套，价格不论，但三个条件得满足我，一是要最高层的，二是要最角落的，三是前面要开阔的。朋友对我很惊诧，除了最后一个条件大家认可外，其余很不理解我的选择,那时的楼房都要往前面挤,说是离马路近买菜方便；楼层都以夹在中间为荣贵，说是处中央踏实。我说，阳光是我需要的，因此要选择高；绿色也是我需要的，因此要选择最接近山边的后面一排，更重要的是这二处地方最安静。朋友呵呵笑笑说我要的房子别人都不想要,价格便宜便宜。当时五万元的定金就付给他了。不久,我找到了山上一个更安静的地方，建了一座房子，有了自己的天空、土地和树木。朋友老是不理解我为什么选择当时并不让许多人看好的海拨65米的金家湾山上。我就写了这篇随笔以示回应，此文原来是放在乐趣网上自己的“藏经洞”论坛里，一些批评政府和社会问题的文章也都放在那里，后来藏经洞封了，此文也不见了。现重新找出来，鉴于又有朋友好奇地来问，重贴于此。
我小时候曾很有幸地生活在一个院子里，与一条河为邻。河对面是一片田野，田野尽处是绿色山丘，山丘的灌木和野花后面再连着无边的海。我想我能保住一腔柔情和自由的情怀，与旧居周围大自然的这种联结有关。当我阅读一篇作品、观察一件事物而感到美好的时候，首先出现心扉的总会是旷阔的原野，是宁静的群山与丛林,是蔚蓝的海洋和白云游浮的天空。我可以肯定说，我的敏感，我的诗歌，我的生存方式都是从中汲取和培植而来。
八十年代的某一季节，一条水泥夹着沥青气味的大路和南洋大酒店毁灭了这座院子；那条青青的河流被改造成河不像河，沟不像沟泛着泡沫的水道；童年时的满目绿色和泥土已无法找寻了。在我长大成人，更需要倾听天籁，接受自然启示的时候，却与妻儿老母一起挤进一个被前后楼房围着，被上下水泥板夹击着的，不着地不见天的60平方米的空间。
许多年过去了，我目睹了无数个机器日夜轰鸣的工地，那些耸立起炫耀财富的大楼下原是一片绿色的田野，一座布满青藤的院子。人人都想过好日子，但却很少想过一些更基本的生存环境正在毁灭。我不知，我们的经济建设非要付出如此代价？但我可以确定的说，不热爱自然的人，一生都会与美好无缘。荷尔德林说：“我们只有在宽阔的大地上诗意地居住才让人安怡，机器搭成的东西装满了恐惧”“诗意地居住”虽然其可能性离我们很远，但应该是我们的渴望所在，是我们居住的目的。
于是，我极想获得一块能属于自己的布满绿色的土地，我换掉市中心蓬莱新村的房子，倾已所囊，终于在远离人群和高楼的山坡上有了这样一块地方。虽然我将要搬居的房舍近处有不少旧坟为邻，但我还是为它能远离喧哮，能呼吸自由的来风，看到郁葱的树木而感到愉悦。
一些朋友对我建造以坟墓为邻的房舍极力劝阻，他们以为接近墓地就是接近死亡。由于人本能地对死亡的恐惧，认为这样一种接近是不吉利的。其实，墓地只是死去的人的标志和象征。对死去的人来说，他不再体验到这世界你死我活的撕杀。也许在我们选择这样一种回归大地的方式，是对自然的复归和补救。我想，我们恐惧的不应该是死亡，而恰恰是我们自身数量的膨胀，以及我们对物欲无止境的追求，我们对来自活人的侵扰远比对来自死人消息更加忧虑。我们的许多防范举措从来都是针对活人的。
因此，我相信我房舍后面拱起的坟头和墓碑，与岩石和溪水、与云朵和山岗是平等的。我们有理由把掩埋在泥土下的骨头看成是静静躺着的石头，它是金家湾自然的一部份。我死了甚至不用抬出家门，屋后的坟地边挖个洞，用一块3米的长板搁在窗口与洞口之间，像我们经常在银幕上看到船员的海葬一样，在板上轻轻地往下一滑，就下葬了。然后填平泥土，谁也看不出来这里就是我的墓地。
由此我想到，我们的墓碑应有更美丽的形式，它不再是千篇一律的长方形，而是有圆形的梯形的弧形的雕塑的各种形状的，应更附人性、更有主人特色、更带艺术味的这样一件永久的作品。而且我们也不必有个拱起的土堆，我们除了有个墓碑这件作品外，其余一切不必显露出来。
我想象我们的后代走进我们的墓地，如同走进一座艺术的碑林公园。在我们碑旁可以听到情人的绪语；在我们的骨灰上空游人可以自由地穿行。至于我，我叫儿子种上一株常青的绿树替代我的墓碑，让绿色永久地安慰我。
本贴由谷磬于
附诗：《告诉你，我为什么住在山上 》
我在一个叫金家湾的山冈上漫步
这中间插入许多花、虫、草的事物
当然也有许多坟墓
现在我看着一大片竹林
四季都永远年青
从山下珍珠洗头房站到山坡上
你要步行而来
你上山时要回头看看
明亮的海水会在眼中 许多船
滑动于其中
山上有几朵你不认识的云
如果没有风
这几朵云一动不动
在山上我是一个人的
像一粒虫一棵草
在风中呼吸
又像一个帝王
坐在阳光下 与海对视
山不高但也不算很低
你看到最后一爿房子时会看到我
我那天伸伸手
落下一串葡萄
你对我身后的墓地很吃惊
你说路太陡 墓太多
我于是为你
也为许多事扼腕痛惜
我叫你到屋后的小树林
或者到墓地里坐坐
读读墓碑上的字 会有觉悟
知道永恒
就是时间之外的宁静
知道死后 才能与岩石和溪水
与云朵和山冈
平等相处
现在 我定居在山上的一株沙潘树下
埋在秋天的落叶里
2000.11.2
人在年少时都有过美好的时光，某时某刻会爱上某个人，特别是当你为一个比你大好多的男人或女人着迷的时候，这大都将是一段无法走到底，但却会有着刻骨铭心的经历，这段经历就会成为影响你一生的记忆。
在文革时代的某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昏暗的灯光下，我的手突然被一个女人的手握住了，握在一张深红色的书桌上。以后的日子，每当我从和平路16号院子穿过黑暗的公用灶间走廊，踏过一段很短暂的破烂地板，然后蹲在石板上，在另一个院子某个屋檐下等着她的声音……那是一个17岁男孩与一个29岁少妇所遭遇的激情，由此我开始了诗的历程。
而在另一个地点与一个更早的时间中，一个正在去上课的少年在电车上病倒了，他下车后，独自行走在滂沱大雨中，最后在一个逼仄的过道里吐得一塌糊涂，一个下班回家的女电车售票员帮助了他。15岁的米夏与36岁的汉娜相遇，更引发出一场魂牵梦绕的心灵史诗。
那个故事发生在战后不久的德国。
那是二个完全不同国度，不同时间里的完全不同的二场遭遇，而且后者更持久。但对二个少年来说，生命在那时刻成了一场背负汹涌爱欲与情欲的放逐。
应该说，这种自我放逐，在人的一生中是美好的。回头来审视人生，这样的放逐我们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尽管这样的美好都会预感到没有结局（而那些相信白头到老的婚姻更多的却是半途而废），也尽管所谓社会道德将持以否定态度，哪怕像米夏和汉娜一样改变人生，在我看来也依旧值得珍视。
3个月后，少年米夏从那场病中恢复过来，他只是为了去感谢那个曾经在过道上给予过他帮助的女人，但是，在她的房间里，性，或者是爱情，在15岁的少年米夏心中燃烧起来。以后的每天夜晚，15岁的男孩米夏，都会被散发着情欲的美丽吸引。与当年的我一样，米夏面对深不见底的肉欲，有些害怕与惶惶不安。我们可以想象到，当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陷入那种体贴而温存，成熟而丰韵的性爱中，那是难以自拨的。《朗读者》的前面故事丰富而感人。
当然，故事的前传本身就很有看点，就如我的少年时期一样，因为在你我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情结。就如那些的《教室别恋》《洛莉塔》《少年阿虎》《不要嘲笑我们的性》那些受到好评的影片一样，虽然社会常以不伦之恋的罪名定义它们，但《朗读者》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探讨性爱动机，以性写情一类的描述。这是一部不仅仅是混合着青春爱恋，婚姻失败和人生无望，更是一部讲述罪与罚、诚实与谎言、爱与正义、恨与宽恕的影片，这就是我所能理解的这部影片或者是小说文本的独特视点地方、也是引起人关注的真正意蕴的所在。
如果说少年米夏的单纯，与我或者我周边朋友的青春期经历一样，仅仅因性的启迪而打开了自我，但作为成年的妇女汉娜，在这场情感游戏中，有更复杂的心理意味。在初次相识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在一起的生活就是朗读，淋浴，做爱。所有这一切，都不及内心世界里坚守的尊严重要，那个尊严就是在这个文化国度里的决不能承认自己是没有文化的人。以致她在面对有可能获重罪的情况下，汉娜不愿提笔在白纸上写下签名做笔迹比较，而是坚定异常地认可这一罪责，并因此被判终身监禁。米夏终于明白了原因，明白了汉娜为什么不看他的旅行计划，为什么会在拿到菜单时神色紧张，为什么总是不厌其烦地听他朗读。她拒绝向任何人袒露自己的缺陷，即使替他人受过而坐牢，也要隐藏她是文盲这个秘密。
同样，我们也不会承认我们认为有失尊严的自己所谓的弱点，比如我，就不会向任何人展示一封封打印成铅字的退稿信，我觉得那是对自己的诗是一种耻辱。
于是，影片从淋浴、做爱的场景出发，演变成为一场关于尊严的战争。谁会知道她看不懂菜单，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汉娜不识字成了汉娜此生最大的秘密，她的自尊也是她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于是朗读，就成为了既捍卫尊严，又是释怀情感的最好方式。
在汉娜选择了不说的时候，米夏开始了朗读，就如我的29岁妇人远去后就开始了写诗。说米夏是为了汉娜朗读，不如说是他在发泄那些无法对人解释的感情。既然不能忘记她，那就成为他的朗读者。米夏把所有的爱停留在了汉娜 3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米夏的朗读中，汉娜像个孩子似的时而痛哭，时而大笑，那个夏天，是他们一生中最短暂最快乐并最终影响了后来岁月的时光。
不久后一天，汉娜突然不辞而别，就如同我的诗歌嘎然而止一样，米夏人生的前传部分结束了。
8年后米夏再次见到汉娜的时候，她成了一名站在法庭上的纳粹罪犯，罪名是她没有在盟军飞机来轰炸时打开关押着300个犹太人的教堂大门，汉娜也就成了杀人犯。到此，2个小时的片长刚好过去了一半，故事在这里似乎已经远离了爱与情欲，米夏也已经不是那个无法理解被汉娜丢弃而失落情爱的少年，而是这场审判的大学律师系见习生，成了这个故事的游离者与傍听者。故事中的爱被搁置后，首先是正义与诚实发生了冲突。如果当年汉娜打开教室的门释放犹太人，那么，她就会成为拯救者或受人仰慕英雄；她如忠于职守不去开门，就如现在遭遇那样，成为罪犯。难道她只有在英雄与罪犯之间作出选择？是诚实为正义，还是良知为正义？
在审判汉娜的过程中，法官以道德的眼光衡量她，但是在历史的实际的语境中，我们谁也不知道人性会承受多大的考量。汉娜不明白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她只有一次次问法官：当时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做?
汉娜的询问让我深切的感到，她已经由罪犯成了受害者，接受审判和质疑的恰恰是公众，他们是这场审判心领神会的共谋者，因为公众的一个目的就是：以貌似合法的、愤怒的、正义的、道德的、公正的审判途径，通过这种治罪的形式，转移或者转嫁自我的心理创伤，达到遗忘过去的伤痛，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自己的生活，那么，所有的罪责只能让汉娜担当。
汉娜选择了职业诚实，但却一直用谎言掩饰内心的不安。她的工作无可挑剔，以至每次上司要升任她要让她干担任更重要的工作时，他就辞职而走，一次次来逃避文盲的秘密有被揭示的可能。
米夏说：因为她感到羞愧。米夏是可以说出真相替她减轻罪与罚的，但却最终选择了和汉娜一样，用生命去捍卫这个卑微的秘密，她尊严的底线……
这是米夏的爱吗？如果是爱。现在，我们又回到了爱这一话题。
或者说，汉娜一直爱她吗？如果是爱，那么汉娜在监狱里学会了读写，并给米夏写来了字体蹩脚但饱含希望的书信，米夏却第二次选择了沉默，没有给出汉娜最需要的回应。朗读延续了，但爱已经消失。那时刻，米夏的形象在我心中荡然无存。
我想，如果我有朗读，我喜欢肉体之间的、面对面的，眼睛对眼睛的朗读，而不喜欢变成录音里抽象的语音，由此，那些日常生活中异性朋友间所谓距离产生的美的说法都是托词，是与你无爱的表示。距离并不是美。
是的，汉娜没有拯救犹太人，米夏也没有拯救汉娜。在罪面前，在生活的各种牵绊中，米夏没有勇气再去面对自己曾经的爱，更没有勇气把他的爱变成真正的宽恕。就如我面对三十多年前的爱，也无法重新去拾取一样。
汉娜在获得自由的前一天在监狱里自杀了。米夏忍着伤痛和内疚走进了她的狱室，书架上整齐地放着他寄给她的录音磁带，她学会读写后借来阅读的书籍，还有一些有关米夏的图片。一个你心中久久留存的女人看似离你而去了，其实你一直忘不了她。她呢，她的心里肯定也有你的一部分，从情感上说，或者是全部。人生价值是以什么来衡量？少年少妇的爱欲是如此短暂，却是那样美好。虽然美好倏忽而逝，记忆却会长长地陪伴人生，美丽而忧伤。
《朗读者》的意味是绵长的，这不是一部纯粹叙述爱的故事，而是朗读生命之路的影片。汉娜这个形象从根本意义上是召唤着尊严和爱，召唤着对罪的同情。汉娜不识字，却美丽而高贵；汉娜有罪，她是担当着我们的罪。而米夏却透视出美丽无望、人生空虚的一种搅扰和困顿。
最后，也借网上引用的卡夫卡一句话，书必须是凿破我们心中冰封海洋的一把斧子。好的电影也如此，《朗读者》就是这样一把斧子，沉静大气，直指人性深处。
今天是五一，据说是地球上的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日子。123年前，在中国黑暗得深不见底的时候，美国的劳动者就为争取能有自己的休息时间而向老板抗争了，最终得到政府的支持，抗争成功了。当时的《八小时之歌》是这样唱道：
“我们要把世界变个样，我们厌倦了白白的辛劳，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饷，从没有时间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 ”
实际上，国际上的五一节，我更把它象征着老百姓能自由表达话语的节日。与这个意义相同的是，今天我要叙述的也是一个基本话语权的问题，对比之中，我们是比123年前的人家进步了？还是落后，甚至是反动？
二个月前，也就是春天开始的一个日子，经朋友推荐，去参加当地一家媒体如何进行时评的讨论。主持人开场白说当今言论很开放，媒体的舆论对社会监督很管用，现在是放开思想，展开时评的好时机。并申明只要利国利民，说的在理，什么时评都可以登。听得在座的好多人对此赞成，也举例网络上传播的一些引起人们关注的事件，都说网络时代想封都封不住，你报刊不登，人家照样可以拿到网上发布，舟山已经迎来健康的舆论环境和开放的批评时代。
我当时就听不住了，就说舟山的媒体对和邦环境污染的报道有吗？这么大的全民关心的事件居然本地舆论一句批评，甚至一丁点的消息都没有，这正常吗？在舟山谈批评自由，那是很奢侈的事，而说舟山的批评已经很健康了，那更是荒唐。
和邦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政府一直不予曝光，无论是在舟山市的环境保护网站上，还是在任何一家新闻媒体中都不见只字报道，甚至在网络论坛上也进行封杀，凡是有与和邦有关的讨论贴子一律不予上论坛，发现了也即删掉。你说网络时代了，现在政府就是想封你，你又能乍样？
对此，当地政府与媒体拒绝曝光和邦这类违法企业的情况，封住信息不让外人知道，他们关注的GDP带来的眼前的利益，因此，一直以来，舟山官员将和邦污染当作秘密，藏着捂着，实施封杀政策。而老百姓关注的是生命和健康，想要的信息公开，这在舟山，完全成了二条道上走的路。试看被官方控制而隐瞒的事实有：
对和邦企业擅自先建后批，批小建大的违法行为没有揭露；
对和邦企业擅改环评批复的低硫油为高硫重油使用原料也没有批评；
对和邦在试生产期间内发生瓦斯气体和硫化氢废气泄漏事件也没有报道；
对和邦在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时当地媒体也只字未提；
对因和邦污染引起群体性纠纷事件更不肯曝光。
对在舟山网论坛上进行和邦问题讨论的所有贴子（其中一条点击量上百万）全都进行了删除。
甚至在对《浙江省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十天后，笔者曾打电话去询问市、区二级环保部门，都推说不知道有此决定，而《处罚决定书》在省环保局的网站上公布了二天后就再也找不到了。是处理错了？还是刻意隐瞒？公众不得而知。
直到现在，无论是在舟山的老百姓的言谈中，还是个别政协委员的质询中，政府就是避而不谈，回避讨论。甚至对市外来采访的媒体也千方百计进行围追堵截或利诱收买。人们有理由要问：政府与企业是什么关系？政府保护纳税大户同时还要保护污染吗？如果政府在保护污染企业，这样做，首先是违法的，其次也严重违背了政府部门的职责，我们自然要问，政府到底要保护谁？
有关对和邦企业造成的污染的权威信息，无论是对于环境执法来说，还是对于我们公众的环境权来说，这些都是最核心的也是最让人关注的。但当局者不仅对舟山网论坛上的对环保关注的贴子进行封杀，而专以保护环境为职责的舟山的环保部门网站也从来没有见有对和邦污染处罚的讯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到今天，正好是一年。《条例》明确讲到，涉及到公众利害关系的，公众有权知晓的这些信息是政府应当主动公开的。环保总局在去年也发布一个专门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这个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项就是针对这些企业污染危及到公众利益的，必须主动公开。如果这样的信息都属于秘密的话，那环保信息还有什么可以公开呢？
国家的法律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而不是对企业负责。如此作为，老百姓怎么会相信舟山政府会对环境质量负责呢？
让公众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政府部门应该和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怎么现在跟企业坐在一块去了？明知这些信息对公众公开有利于百姓的时候，为什么它还要这么做？实际上这是政府的风险。政府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政府、环保部门可能和这些排污企业存在某种利益上的勾连？
人们会想，这个排污企业可能就是舟山政府日夜想要的的纳税大户，这家年产值上百亿的纳税大户将来就是政府财政运行的主要来源。因此，政府自然愿意以牺牲环保的代价成全政府财政稳健的收入，即使陪上政府的风险也要保它。如此，这家二年能拿回建造成本的污染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伞下，就不顾国法、民情，在造成严重污染而引起群体上访的纠纷情况下也不停止生产；甚至在试生产结束而未获环保门评审通过的情况下，仍有恃无恐地继续生产。
和邦，环保记录劣迹斑斑，污染事故并非一次二次的事了，这一切，当地环保部门是如何监督与执法的，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舟山所有的舆论媒体都闭起了眼，由此，这家以经济利益驱动的污染企业，就拿牺牲舟山的环境为代价，来实现一部分人的利益增长。想象一下，外面正在蔓延的猪流感，世界政府如果也象舟山政府这样做的话，不仅是墨西哥，恐怕舟山也不能幸免了。做为舟山公民，面对政府如此做为，真是不寒而悚。
让和邦停下来！这并不是不可能，圆明园穿上纸尿裤的事件停了，上海磁悬浮的项目也停了，厦门的PS的项目不是也停了吗。这些都是通过公众知情，然后来参与做到了。在公众的环保意识是越来越强，也越来越深厚的今天，在政府的眼睛看不见得地方，群众的眼睛是看得清的，而舟山政府对媒体批评的控制，只会留下耻辱和骂名，而不是成绩与佳话。
最后想说的是，政府说大桥时代要来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享受大桥时代带来的经济好处，我倒最想听到有关大桥时代的环境污染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存质量？而前者的好处在当地媒体上有连篇累牍的报道，而后者的担忧在权威信息上却不见片言只语。但我想，纸面的信息可以被封锁，但那些环境被污染的信息已经弥漫在空气中。环境一旦被破坏而无法恢复的时候，舟山政府无法对得起我们的子孙后代。
“和邦化学”毒气泄漏事件http://hlywjp.blogcn.com/diary,17385768.shtml
还知情权、信息公开是责任政府的诚信
http://hlywjp.blogcn.com/diary,18634076.shtml
前面的话
在遥远的非洲东海岸，也就是在600年前郑和抵达过的终点海域，“索马里海盗”神出鬼没，世界各大国强大的护航舰队也几乎奈何不了这些海盗。这让我想起60多年前串游在舟山群岛，也以抢劫为生存的几支海上武装，其实也就是名符其实的“舟山海盗”。不过后来渐渐都归顺一支打出旗帜叫“独立除奸大队”的山寨队伍，其首领就是我要说的名叫徐小玉的人。
这很让我想起一部电影与一出戏剧，那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黑白电影就叫《独立大队》，那支绿林队伍，那个叫马龙的队长故事很与我们的徐小玉队长相似。马林是从政府军哗变出来落草为寇的，而徐小玉则一直是活动在当地的土寇。这点与也是与后来文.革中的革命样板戏《杜鹃山》中的农民自卫队长雷刚一样，或者说徐小玉就是舟山的雷刚。
徐小玉的名字在舟山老一辈中几乎都知道。徐小玉始终不是个党员，这样的一个舟山英雄，为何没人介绍他入党也始终是个迷。不过他的运气还算不错，最终虽没受重用，但还是保住了晚节，成为政权易手后舟山的一种自豪。按历史的经验说，这样的山头人物，一旦被更有势力的队伍进驻，其结果大都凶多吉少，如同林冲上梁山后拼掉原寨主王伦，毛泽东上井岗山后杀了原自卫军首领王佐一样，也如同自己最骨干的结拜兄弟梁阿岳拉出队伍投奔国民党后不久即被诱骗，连同投诚队伍被集体屠杀一样，下场都很冤。
只是共产党的大部队一直没有进驻过舟山，否则徐小玉的历史又要重写。
徐小玉，一个在舟山自发反抗国民政府，后渐渐壮大，最终被收编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头头。短短的几年活动，也造就了这位草莽英雄的传奇经历。有关这位海盗式的英雄事迹在当地革命史上已有许多记载。本文想说的是围绕着徐小玉的成长经历，在对他的历史进行粗线条式的钩勒下，探讨一下它的心理动机和几次变故中的不为人知的细节，并触及这支海盗式的队伍与老百姓关系，官兵之间，以及队伍生存中的酱油米醋柴的问题。
上篇
一．前传
1908年，徐小玉在定海县展茅乡田公岙出生。父亲请了一个族里的一个长辈，取名为永玉。后来渐渐长大，但长得不高，街坊邻里就习惯叫小玉。从此喊为小玉。
徐小玉还有个弟弟，一家四口。小玉孩提时，一家人大都在母亲老家塘头住着，这是因为展茅不是渔村，父亲就去塘头替人家捕鱼，拿点工资或在鱼船进洋时以几条鲜鱼拿到街上变卖。母亲就在家门口卖大饼，以养家糊口。小玉也就在海边长大，有时也帮父亲干些船活，这为他日后熟练的在海上生存打下基础。
展茅是一个典型的海岛农村，人们都以务农为主。在中国这样一个重农抑商的儒家社会里，死读苦书的农家子弟入仕冒头的也有。可小玉5岁那年，诃护着他的母亲去世了。过了几年，父亲要他上学读书。可徐小玉不是高玉宝那样为读书可以付出所有的人。他觉得读书太累，还不如替人家放牛来得简单，结果，失去母爱的小玉第二天就不再上学了，父亲也忙于生计顾不上了他，由他去了。举旗革命后，他自称自己为“亮眼瞎子”，这样就是他为什么带领队伍在苏北加入滚滚的革命洪流后，党只安排这个大名赫赫的游击支队司令始终只能是一个科级干部的原因，我猜测可能是党的领导考虑没文化的人，挑不了阳光下的革命大担吧。
塘头是个海岛渔村，与展茅一岭之隔。小玉很小就来来回回走着，虽练就一幅好铁板，但他也感到这条生活之路很艰难，也很烦味，觉得没有生命似的。一天他去帮父亲拿鱼货，在海滩上捡到一个干瘪海星，想放到鱼篰里。父亲说这不能吃的。小玉于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拿起来放进水里。父亲说你这是干啥。小玉说它只不过干燥了一点，沾到水里就会重新活过来。父亲还是生气地把它扔掉了。
我想，中国人那时都好象是干枯了的海星，需要一点潮气，那才能换得一点新生命，一个人的成长也是这样的。
小玉从小独立性很强，14岁那年，他离开展茅去沈家门一个叫徐桂宁家的船上当“火将囝”， “火将囝”也就是舟山土话中干些烧饭等粗放杂活的小伙计。干了四年后，他又只身来到宁波湖里金生家船上当水手，不久成为“老大”。在宁波的那段时间里，每月工资有一石多米，他父亲与弟弟相继去世后，他也没直系家人了,也不用负担家庭，生活因此也改善很多，这也更让他置于一种能自行其事的环境中，更加放任自由。
三十年代末的中国，许多人对前途的悲观失望，就用吸大麻来打发无望的人生，船东也经常叫小玉在外地带些土烟来宁波。久而久之，他自己也染上了烟瘾。1940年的一天，船要离开码头的时候，船东过来叫他到苏北捎上一大笔烟土。小玉问这么多货是自己用还是别人的。老板叫别问。小玉想船东自己用用还可以，再害别人是很罪孽的。再说日本侵华后，各方盘查都很紧，无论海上还是码头。一旦发现这么多烟土，那也是要掉脑袋的事。就说目标太大很危险。老板说不想干你就别干了。羁敖不驯的小玉一气之下就走了。
此时，32岁徐小玉开始自己创业，但钱不够，就与人家合股，在镇海穿山做冰鲜船生意。冰鲜船生意并不好。后又改租人家船自己做运输生意，自己还是当老大。
在某个春天的日子，徐小玉在穿山运货开航不久，发现远处滩石头上一动不动地躺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他让船靠过去，并上岸与人一起去查看究竟。从身边一堆衣服与什物工具看，这是一个在船上给船工做缝补洗衣的女人。他们还发现她身下的石上有一滩精液，白色的液体还在身下流着。他知道这女人被起淫心的船工集体奸污了，把她弄的奄奄一息后丢在这里。徐小玉叫人取来竹杆和木柴，抱起女人，面朝下架起来，然后点起微火，让火苗细烟直冲阴门。这时阴门外口潮热，里面的精液迅速的倒流外出。于是，女人慢慢的苏醒过来。
船上的货物因而耽搁，货主不肯接收，他把责任挑了过来，知道生意做亏了，就把船还掉，不做运输生意了。不久，他又开设一爿叫“元和记”的栈行，栈行里有了个女人来接应顾客。这个女人是不是滩头被救的女子我不清楚，只是后来在我的了解中，徐小玉的第一个女人，也就是他的第一个老婆是穿山人，并且是人们在他开栈行期间发现有这样一个女人的，这也是以后“舟山群岛游击支队”里唯一可以看到的女人，司令的女人。这个女人后来一直伴随着他，直到1953年患肺病死去。2年后，徐小玉也以同样的病症死去。
二．准备
四十年代初，抗战在中国正风起云。在象山半岛和东海一带活动的国民党县长苏本善率领的一支游击部队经常来徐小玉开栈行买东西，于是就有了来往。开始，他把栈行提供给苏部作为联络点，有时候还帮这支部队运输些物资。这一方面让他对游击队的体制和活动有了认识和了解，为其以后组织游击队提供了经验；一方面由于兵荒马乱，物质经常被赊帐而得不到尝还。生意时遭损失。1942年春天，已无法继续经营。
1943年初夏的一天，定海县长苏本善部下面的一个叫戴永堂的中队长来他栈行弄物资。小玉就说自己做这一行生意已经干厌了，想换一种活法。戴说那你就加入游击队吧，抗日革命，死了也是条好汉，活着更是英雄。小玉说，我怎么加入？戴说把栈行变卖了，带点本钱加入，就能任个职务。徐知道栈行实际上已经负债，出不了钱，他又不甘心去了当个小兵。于是，他在朋友那里借了一千元老币作为入门费。徐小玉正式参加了苏本善部，并任穿山独立分队分队长，后又升为中队长。
1943年的抗日战争是相持的最艰苦，也是日本人清乡最残酷的阶段。当时的国民党游击队整天躲起来，打鬼子的事没干多少，胡作非为，结伙抢劫的事倒干了不少。有一次，苏部一个特务骗了镇海一个生意人家的女儿，并拿了她的手饰在炫耀。徐过去说拿女人的东西算什么本事。那个特务说，你他妈的有本事你去干一家伙。徐小玉一脚踹过去，踢得他大叫，边喊你找死呀边爬枪，小玉身边的几个人就卸了他的枪，把他架回去。这事让大队长邬阿定知道了，被邬叫去斥骂了一顿。那天晚上徐小玉就叫了几个弟兄准备策划，拉上队伍去四明山投奔新四军的“三五支队”，但这支想出逃的队伍被邬阿定察觉了，迅速被包围后缴了械。徐小玉知道事情泄露而出逃，整天东藏西躲，生活很不安宁。
1945年5月，沈溥接替苏本善为定海县新县长。当时抗占胜利在望，徐小玉通过国民党保警中队中队长孟连华的帮助，在沈溥那里找到一个“肥缺”——县政府特务队队长。当上特务队队长后的徐小玉常带特务队到沈家门、岱山等地活动，一心想做好本职工作，策划伪军投诚。在他任特务队队长期间，竟有一个班的伪军在沈家门投诚。据说还先后活捉了4名日本人和2名翻译官。特务队的这些行动，这让徐小玉能力体现出来，随之他的名气响了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小玉被委任国民党定海县侦缉队副队长。一些过去在日伪统治时期任过伪职的人，都也在国民县府里当了要人。徐小玉感到很失落，自己对党国是有贡献的人，而在关系网下，重用的却是那些本来是该要枪毙的人。他深觉得自己被排挤。而且他也目睹侦缉队乱抓人，该抓的不抓。都是有一次他同一个姓梅的部下说“侦缉队我也操控不了，这碗饭我不想吃了，不是捕人，就是打人，抓进牢监的不论好人坏人，都要动刑，要人家招认口供，算是什么没本事，只要有关系，什么人当可以当官。”就这样，当了二三个月的副队长后，就辞职不干了。
实际上徐小玉早就打算好了要拉一支队伍下海。这时，他搞到了4支步枪、2支短枪，带了六、七个人回到塘头。他一边做生意，一边联络人员。1945年9月，他将联络到的20多人集中于塘头商量出路，公开亮出自己的主张，说：“看来，这个政府已烂透了，我准备拉队伍，有了枪，就好办，但合起来才有力量。”于是，发展队伍，并以抗丁、抗税来吸引贫苦老百姓。因此，队伍不断扩大。不仅大展的梁阿岳、连远在东极被称作“绿壳”（土话是海盗的意思）的马阿明等人也受鼓舞，各自拉起了一、二十人的队伍来投靠他。而马阿明在舟山的“绿壳”中声名很大，且一直是徐小玉队伍中最中坚的力量，在后来的“鼠浪岛事件”内哄中，主要干部中就只有他站在徐小玉一边，是徐小玉最信任的人。
队伍发展很快，不到个把月，徐小玉的队伍就扩展到100余人。为了师出有名，自取番号为“独立治奸大队”，意思是要打击被国民政府任用的原日伪军政人员。实际上只是个名义而已，反正看不惯的政府人员或有钱人都在“治理”范围。他自任大队长。他深知这支日伏夜出的队伍只能串游于乡野村中，如果得罪百姓，那是无法生存的，于是，他宣布了三条纪律：一、不准抢老百姓财物；二、不准打骂老百姓；三、不准奸淫妇女。违者，轻则打大板（打屁股），重则枪毙。可这么百号人是要吃饭的，抢劫来的钱坐吃山空也不行，于是就对控制下的渔村船只收取“旗照费”，实际上就是保护费，对农户要求家家出粮，这被后来党的文史书说成是“收税”、“征粮”行为。当时在政府的眼皮底下能这么干，说明国民党地方当局管理松懈，或者说已经失去人心。
面对这样一支无党无派壮大起来的武装，各方都想收编，先是国民党派人来招安，要委任他当特务大队长兼巡防舰舰长。如不想任军职，也可以给他一笔资金去舟山成立渔民合作社当老板。小玉深知国民党说话不算，梁阿岳在1947年6月就是这样被拉拢过去后，被骗到沈家门马峙洋面，他与部下20余人全部被杀害。所以，徐抱定与国民党不合作的态度，拒绝了利诱，决心找机会接收共产党收编。
徐小玉知道要真的让队伍壮大，就必须有更强大的力量做后盾，并且为了让这支队伍师出有名，必须找个挂靠，最好的挂靠就找与国民政府对着干的共产党；找不到挂靠也要守住“梁山”。但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共产党也不是那么好找的，于是，他就尽可能的拉拢对国民党不满的人，发展队伍。一天，花鸟岛一股海匪叫一个“派三”的人也来联络想合伙，徐小玉告诉了自己的想法，说总有一天要投靠共产党。派三说，投靠共产党还不如外面抢点钱，去开店好。徐小玉说，你种人，做不成大事体。
中篇
四．收编
1947年，国共双方进入相持态势，为了配合战略大反攻，共产党急需想要在国统区后方能有一支其控制的游击队骚扰国民政府，以牵制国民党军。特别是想打通海上交通线，以便从香港装运过来的急需物资安全达到苏北中共根据地，就试图在浙东一带建立或寻找一支游击武装。而舟山恰有徐小玉这样一支与老百姓相处还不错的与政府为敌的“海匪”，华中军区就派了一个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上海人周游来联系。
受中共委托的周游在镇海找到徐小玉后，徐很激动，如同久旱逢甘露，当即表示接受收编。但也提出了符合所有被收编者心态的几个条件：一是要同苏北的中共领导直接商谈；二是派来的人的人只能担任副职；三是给番号、印章以正名；四是队伍在原地活动；五是要提供枪支弹药及生活经费。这些周游悉数同意，于是“治奸大队”在镇海易帜变成了“浙东第四自卫纵队”。
这个番号只是周游给起的名字，当时可能没有经过党组织批准，浙东还有没有前面三支自卫纵队我不得而知。反正徐小玉认为是党的人了，这支队伍也就是党的队伍了。
队伍拉起来了，但活动开支是个问题。游击队一无军晌，二不能向国民政府一样进行收税摊派，就继续维持向出船的船只收取“旗照费”；还有向一些养猪大户去外面卖猪时，在路口、码头收取一头猪二百元法币的出境费。当然，更大笔的收入还是在东海洋面拦截客货船，去抢劫大批物资来充实和变卖为军费。其拦截行为如当前索马里海盗所干行为无疑，只不过前者以劫物资来充军费，后者以劫人质来兑换美元。
当然，这么多人吃饭也是个问题，这支游窜中的队伍没有像正规部队一样有炊事班。一般的做法时，每到了一地，就通知保长或富户人家，保长会摊派一些大户的村民人家去烧饭，并交待某时某刻送饭到某地，然后指定人集中送到游击队驻地。饭菜送到后，管钱物的人就会与其结算，现场付给钞票。队员领到的一般是一饭一菜。因为战事不多，吃饭的事也就比较稳定。
保长当然是国民党的保长，只是那年月。国民政府对较之偏远的地方也管不过来，只要没有惊动上峰的事件发生，一般也不想管。因此保长这东西，国民党盯紧了，他就倒向国民政府；国民党政府管的松了或管不上了，他就讨好游击队。
据上了年纪的展茅老百姓说，当地的游击队从来不扰民。这并不是说游击队本身觉悟高，那些参加的人大都是贫困所逼和走投无路的人，文化素质相当低，他们以为游击队山里钻钻，一不是正规军二没有军晌，吃饭就是靠抢东西。但徐小玉深知生存发展之道，及与老百姓的厉害关系。与中共建立关系后，更是把新入队的队员教育放在第一位。对新队员的规矩是：第一天学唱“你是灯塔”的歌曲，歌词唱道：“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歌词里的你就是中国共产党，词的内容很像当年“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样。歌词的结尾“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很有一种这支军队不是来解放自己，而是来解放全人类一样。第二就是搞卫生，并交待不能偷抢老百姓任何东西。到第三天，告诉他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部队纪律。所以游击队对百姓不仅没有骚扰，还对生活困难的群众给予救济。
当地的报纸曾这样描述自卫纵队：“徐小玉股盘踞镇海县郭巨、峙头为匪窝，对于境内住户草木不犯，并施小恩小惠，愚弄乡民，与奸匪之手腕如同一辙。”从中可以看出，徐小玉领导的“自卫纵队”还是有鱼水情的，而国民党方面已闻到徐小玉有点赤化味道。
五．发展
海匪徐小玉股，在定属海面骑劫商轮帆船，并在沈家门抢劫骚扰，近窜柴桥，据峙南、峙北。匪盘据之地，凡家境困难者，徐匪则以五万、十万救济，以致一般乡民多被除数蛊惑，遇警队进剿，民众反被其利用，传递消息，往往保警前往兜剿，则早于一日前，匪即窜匿，待警队到达，已无匪迹，警队剿缉发生困难。已将情形呈报上峰云云。
刚调任浙江省第二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的郑小隐认定徐小玉部不可能是乌合之众，肯定有共产党渗入。于是他派“浙保”来围剿徐小玉。但徐小玉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率部转辗于镇海、象山、奉化、宁波、鄞县和舟山间，从7月下旬到9月初，常有斩获。
是年整个夏季，
队伍进一步扩大，除了贫苦渔农民，一些原国民党保警、税警一些中队长及国民党海军驻舟山部队的下级军官纷纷带人员投到徐小玉部。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不少人是想当梁山好汉，入伙后，大碗酒，大块肉，忠义堂里分财银。这期间逃走的、变节的也有不少人，继“结拜兄弟” 并率领弟兄抢劫“华安”客轮立下头功的梁阿岳带40余名队士投奔国民政府后，又有胡荣华、王忠仁带60多人在镇海县霞浦乡街上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后逃跑。柴桥昨遭徐小玉股匪蹂躏，绑人纵火洗劫，胡议长等十余人被绑，警察所及自卫队枪支全被缴。据闻此次徐匪洗劫柴桥时，系徐匪部下杨中队长带班，徐小玉本人并未在场，徐匪对杨深表不满，于是引起冲突，杨匪拨出手枪，向徐匪击去，伤及徐之卫士一名，时徐匪部下以杨违反革命，以下犯上，当即连放两枪，将杨匪击毙，而将被绑之人如数放回。
报道虽与事实有出入，但也从中可以看出，徐小玉虽然还不脱草莽英雄之气，但也已经注意到群众纪律，并严惩违纪人员。
此次柴桥行动，虽因杨锡林破坏纪律而流产，但还是对当局给了一种警告信号。行动后贴在此桥街上的一份《告民众书》这样写道：
本队成立迄今，旨在除暴安良，保护民众，复兴商业为目的。尤其对镇属一带，秋毫无犯，每济贫民，此非夸言，谅诸位父老均所详悉，查近来柴桥地区少数劣绅，不便不表同情，本队到达，均避而不见，反秘密与县方联络，有破坏我方工作之企图，本队有鉴于斯，不得不先警告，以儆效尤，倘嗣后再有不良事故发现，则莫怪之不预也。
那份布告很有意思，自说自夸，又对警告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对以后再有“不良事故”制造者提出了不可预测的惩罚，颇有点梁山好汉的味道。
由于纵队的动作幅度增大，定海县国民政府十分不安，多次向省政府报告，要求派兵镇压。
六．挫折
1947年8月下旬，华中军区派了正式的党代表王博平找到徐小玉。在随队伍行动中，王发觉徐小玉有点骄傲轻敌。徐小玉说：“这里是我们的根据地，老百姓都支持我们，一有情况就会来报告，浙保、保警这些部队没有什么花头，一触即溃。他们的士兵也不愿打，有的乡公所、自卫队、警察所，还会一批批带了武器投向我们。”王博平劝告他说：“徐队长还是要提高警惕，因为舟山、镇海一带毕竟是国民党的统治区，还算不上根据地，他们的县、区、乡、保机构健全。电讯通信很快。虽然没有正规军。但是把浙江保安团和县保警队集中起来，力量肯定超过你。”但王博平的话并未引起徐小玉的注意，而且按徐小玉的素质，他还不可能从战略高度来看问题，他是喜欢“场面越搞大越好。”
就如同《杜鹃山》里以大局利益为重的党代表柯湘与鲁莽的雷刚发生争执的那场戏一样，王博平知道一时也说服不了他，就叫他千万注意，就去联络在浙东的地下党组织，来配合徐小玉的工作。
其实，徐小玉部的行动早已恼怒了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沈鸿烈。王博平走后没多久，沈鸿烈亲自坐镇宁波，并委任浙保第一纵队王拂尘为“四明绥靖区驻柴桥剿匪副指挥官”。王拂尘持沈鸿烈的手令，以柴桥为指挥部，指挥浙保1000余人，在镇、鄞、奉、象、宁海等保警队的配合下，对“浙东第四自卫纵队”围追堵截。
徐万福就是这次战斗的幸存着。徐小玉是万福的阿叔。徐万福20岁结婚那年，徐小玉也来吃喜酒。那时村里的人都知道徐是“除奸大队”的大队长，好在当地的保长甲长都不想惹事，不会告发徐在村里的活动，所以徐一直在老家进进出出相当自由的。
徐万福婚后不久，为逃避壮丁到穿山找徐小玉的队伍，学会了使枪。据他说在穿山与徐小玉一起就打了六仗。最后一仗突围后，他把枪扔了，在怀里揣了个手榴弹，雇了条船回舟山。船夫原答应他到沈家门，后半路船夫自己想回家，在途中要上岸，想把徐留宿在自己的村里，次日再走。徐万福担心夜长梦多，说不定会被船夫告发。于是拨出手榴弹叫船继续开。船夫只好一直朝前开，但叫他把手榴弹扔掉，说碰到搜查会发现的。徐万福觉得这颗手榴弹说不定是救命弹，哪里肯扔。
这是徐小玉组织起队伍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为他三起三落的第一落。为了“东山再起”。他布置好手下的人暂时在定海马目岛埋好枪隐蔽起来，自己只身去上海找周游。
七．易帜
徐小玉到达在苏北解放区后，正当他怀疑游击到底能打多久时，周游对他说，你就多住一些天看看吧。他呆了近两个月，看到正规军队伍雄壮，井然有序，就很想在大部队里呆下去，不再想回到环境恶劣的浙东沿海打游击。这时，苏中军区司令管文蔚、政委陈丕显接见了他，鼓励他回舟山继续带领队伍进行游击斗争。为了鼓舞他信心，苏中军区授予了“舟山群岛游击支队”的番号，委任徐小玉为舟山群岛游击支队支队长，并派了一批共产党员携带一批武器随徐一同南下来到舟山。
1947年12月初，徐小玉等回到定海马目，重新召集疏散隐蔽的游击队员 100多人，便开始打出“舟山群岛游击支队”的旗帜。“舟支”的成立并再度壮大，给国民党定海县政府造成很大的威胁，同时，也震慑了浙江省政府。他们视徐小玉为“眼中钉、肉中刺”。于是，国民党省政府下令通缉徐小玉。
“舟支”这几次行动的胜利 ，让苏北中共领导很是高兴。不久，中共东海工委又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参加该部，使中共对“舟支”的运作更有了控制。徐小玉根据中共的指示，又对队伍进行了整编，并成立了海防大队、岱巨大队、直属中队和特务中队。“舟支”就以东极苗子湖为根据地，在舟山群岛东串西游，先后又缴获了秀山、长涂、桃花、虾峙、小沙等乡自卫队的枪支，实力大增。徐的队伍足可以与当地任何一支保警团队抗衡。
下篇
八．事变
1948年3月，徐小玉的把队伍拉到鼠狼湖岛驻扎。由于徐平常说话虽然对战士还亲和，但对直属部下的干部却一直有老大腔，弄得几个中队长很不满，甚至连他身边的副大队长江之铭，以及后来高傲地死在刑场上的王荣轩、吕单吊都对他有反叛之心。原来他们以为挂靠了共产党，党就会把他们从舟山拉到大陆的部队里去。可对徐小玉来讲，其实有苦难言，他本人也一直想去苏北或四明山区，可是上级叫他就地坚持游击活动，做为支队领导的他只能是服从指挥，再加经济上与吕单吊也有矛盾，积怨就加深了。
有一次王荣轩对党代表之一的何育芳说：“徐小玉一心想做流寇，我们要革命，你把我们带到四明山去。”何把这个情况告诉徐小玉，要他注意点，但没有引起徐的警觉。于是，在三月底的一天，江、王、吕约好到徐处说要事商量。还没讲上三句，就乘他转身时，卸了徐小玉和警卫的枪，把徐小玉绑了起来，逼他要么把队伍拉上四明山，要么就地下岗。徐小玉是倔强之人，哪里会同意他们。王荣轩就想干掉徐，江之铭拦住他说，现在不行，先押起来再说。然后他们找何育芳商量，要他无论如何把他们带到四明山。
内哄即已发生，如果再杀徐，那将对部队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何就对他们说：“到四明山可以，但有个条件，不能杀徐小玉，徐可是军区司令员亲自任命的，杀了徐队长，你们也去不了那里了，那大伙真的要做流寇了。”
“那事已至此，怎么办？”
“那就让他去苏北吧。你们也不能在这支队伍呆了，我与你们先带一部分到舟山岛过去，找王博平。”
于是何让他们放了徐，随后，何育芳带王、李等三四十个人乘船到本岛钓门。时任支队政治主任(相当政委)的王博平感到事态重大，做了几次动员工作叫他们归队。但都表示绝不愿回去，怕回去后遭徐小玉报复。王博平也认为矛盾这样深，他们不宜再回“舟支”接受徐小玉领导了。于是一边先稳住这支分裂出来的队伍，一边向上级报告。上级就浙东临委组织部长王起暂时领导这支部队，也给了个番号，叫“东海游击总队”。
于是在舟山群岛上出现了“舟支”“东总”二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而怪就怪在这二支部队从没有过一次协同作战的事例，好象是互相独立，从不来往的二支山寨队伍。而我们今天也明白，“东海游击总队”实质就是从“舟山群岛游击支队”分裂出来的队伍。幸好这支队伍没有投敌，也没有如当年太平天国内哄后，像石达开带领队伍离开洪秀全一样全军覆灭的遭遇。
九．再起
鼠狼湖事变后，徐小玉带着六、七个人员逼走苏北，向苏北军区党领导汇报情况并喊冤。苏中军区司令管文蔚、政委陈丕显又一次热情接待他。为了鼓励他信心，回去舟山继续开展游击斗争。管、陈还决定设立“舟山群岛游击支队司令部”给予支持，从而拉拢和利用这支队伍，委任徐小玉为司令，派张大鹏（化名李兆祥）任副司令，还发了两挺机枪、四支汤姆林冲锋枪及一批手榴弹。徐小玉在落魄之际再次受到苏北党组织的信任和器重，还有了司令部，升了司令。实际上这是党一贯利用可利用对象的一种稳定人心的手段，但徐小玉内心还是十分感动，表示回舟山后一定好好为党工作。
5月底，这是徐小玉第三次去苏北返回舟山，也是他带着二落后再起的信心，将部队集中到“舟支”的根据地——苗子湖，对部队再次进行整编，任命了一批主要领导干部，还建立了枪械所和被服厂。与此同时，徐小玉密切配合副司令员张大鹏在部队内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作形势报告和教唱《新四军歌》，像模像样的干起来。
曾经为执行上级决定撤离舟山而召开的“茅洋会议”站过岗的“舟支”战士杨学龙回忆自己的经历说，自己十五六岁时，那天早上在螺门海滩捡泥螺，看见保长带了一些人来到海滩边，把我叫上去，说我偷了一只船上的铁锚。我说没有。他们就说是头天晚上偷的，埋在泥涂里，想乘早来取。我看了看那只扔在泥涂里的铁锚，说搬都搬不动，怎么偷。他们说我约好了人会来做对手。于是不容分说把我绑了起来。等了一会见没有人来拿铁锚，就把我押到乡公所，关了一夜，审问我还有谁。第二天早上我乘他们不备逃了出来，回到家，碰到同是老乡大哥的“舟支”中队长吕友法（吕单吊），向他哭诉了遭遇。他很同情，领着我到茅洋“舟支”大队部加入了队伍。
舟支的领导交待我不能拨山上的蕃薯，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违者要打屁股和开除，叫我第一天打扫卫生，第二天叫我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你是灯塔”等歌颂共产党歌曲。
这段时间里，“舟支”的队伍面貌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战斗力大大提高。徐小玉率“舟支”屡次主动出击，在巨山、滩浒、长涂、岛斗、乍门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斗争，闹得国民党定海县当局很不安。为此，国民党定海县当局接连上书南京，要求派兵前往舟山“剿灭共匪”。这段时间《定海日报》和《杭州出版报刊》几乎天天登载“舟支”及“东总”活动情况。
十．离开
1948年，战场形势已经发生逆转。国民党想以划江而治来挽救它的统治，舟山群岛就成了它扼守半壁江山的要冲，而在香港和南洋一带对共产党抱有希望的人士一些求援品，也必经舟山抵达长江以北的解放区。各方对舟山群岛的战略地略越发看重。
8月上旬的一天, 庙子湖来了一位从华中军区来的联络员，他说山东军区受到香港人士装载援助的一批物资，300箱血浆、300箱西药、100袋茶叶（100斤一袋）在舟山群岛洋面失踪。他受上级委托，叫他们侦察这批药材到底落在谁的手里，因为如果落在国民党手里，国民党肯定会有“缴获”共军物资之类的报道。他们估计可能是落在自己人手里，因为“舟支”的队伍现在很分散。
徐小玉就兵分几路派人去查，查到岱山，有人告诉说，发现10多天前在“舟支”海防大队所属的一个方阿郎中队那里有10多个手电筒在山上照了一夜，不知什么事情。派去的侦察员于是去那座山上查访，发现山上的一座寺院里放着大量的药材。于是问和尚是谁放的。和尚说是阿郎部队放的。
于是，张大鹏副司令亲自率部埋伏于寺院左右，自己带了一个警卫先到方阿郎那里询问，方起先不承认此事，并拨出木壳枪威胁张。张警告他，你前后都被包围了，难道不想活命了。正值二人争执时，有人报告说马阿明到了。马阿明为人凶狠，方一听立即逃了出去。张也没有去追他，就动员队伍把药品扛下来，装到船上。
方阿郎逃到定海，把药品藏在告密于国民党，后来方被国民党因拿不到药品而枪杀在定海街头。
正在此时，徐小玉得知原决定进军台州的“东总”，在六横岛被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的亲自指挥下的海陆空部队围歼，损失惨重。感到战局已经对已不利，即刻准备撤退。随即叫人弄来一艘大型橹蛋船，把药品等物资装入橹蛋船大舱里。船开到苗子湖（“舟支”司令部），当夜开会，决定将部队撤离，突围去苏北解放区。可船只有一艘，连同货物只有一半人可装载。马阿明认为他能守住离苗子湖不远的地势险要的东福山，于是留下他带领的“舟支”海防大队百把人继续活动。
当时，徐、王没有告诉战士去哪里，生怕离开他们熟悉的故土会引起骚乱，特别怕船上乘的岱山人（舟支下属岱巨大队）叛乱，因前舱的岱山人不愿意北撤，就叫一机枪手把守前舱。船到半洋上，岱山人责问到哪里去。后来听说到苏北去，就吵起来说没有同家里人讲过不肯去大陆，还借口要徐、王给他们发军饷，吵着要把船掉头往南开。王博平对徐小玉说“老徐，你告诉他们，往南开是虎口呀！”
徐小玉一把拿起冲锋枪，叫警卫带上手榴弹，走到前舱，大喝一声：“谁敢把船开回去，我这枪先扫倒谁。”前舱的人不敢动了。王博平随即做思想工作。后来他们看看洋面，离家乡越来越远，又不能劫船，也不能跳入大海游回，就无奈地嘀咕了一阵，也平静了。
船开了两天两夜到达了苏北斗龙港，把药品、血浆、茶叶装到军区，徐小玉亲自送去的。陈丕显说：这是淮海战役急救急需要用的物资。当时正淮海战役之时，是十分重要药品。找寻药品的故事后来也被拍成过电影，电影名我忘了。据传：毛泽东有一份电报给华中军区，称赞徐小玉，原文大意：浙江舟山海岛，小小一支游击队，能拖住敌人海陆空三军，作用不少。
这次徐小玉到达苏北，战争期间再也没有回舟山重振队伍，也是徐小玉三起三落的最后一落。
东福山最后一仗，意味着“舟山群岛游击支队”在舟山行动的完结, “东海游击总队”也元气大伤，加上国民党想以舟山为海上基地，派大军压境，陆军2个师实行空前规模的“逐岛清剿”，留在舟山的部分逃散人员也消声匿迹。
徐小玉率部撤到苏北解放区后，华中海委决定从海防纵队抽调出一个中队来充实“舟支”，并编成“舟支”大队，仍由徐小玉任司令。
十一.幕尾
1949年5月徐小玉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一纵队舰务科科长
1950年4月任华东海军司令部情报处部侦察科副科长
1951年3月华东海军吴淞要塞司令部侦察科副科长
1952年5月在“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因有人告发他在部队有贪污现象而受审查。
1955年3月，因患病不幸在常州市江苏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中逝世。终年43岁。
徐小玉妻子徐志静，穿山柴桥人，于1953年去世，终年不详。
徐小玉是否有儿女，询问被采访者，都说不清楚，
徐小玉始终没有成为中共党员，他有没有过入党要求，写没写过入党申请，或者，是否有人替他充当过入党介绍人，情况亦不明。
本文特别感谢：
袁行忠（普陀朋友）、徐万福（原舟支战士）、杨学龙（原舟支战士）、李光华（原舟支战士）林忠高（茅洋社区村民）、庄智秀（展茅原乡长）、胡亦男（舟山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主要参考文献：
《展茅镇革命斗争史》（庄智秀编）
《舟山群岛游击支队成立60周年纪念论文集》（舟山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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