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新朝时期王莽给西海郡的“虎符石匮”,是中国西部第一个能
以实物佐证政府命名的行政区,中国独此一物。(海晏县文博馆)
近来因公案,收到委托方一大叠参考资料, 全部是有关”西海郡”的学者研究资料或正版书上的选载。说的是西汉末年时期王莽当安汉公时,在当时已有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情况下,王莽认为“四海一统” 只缺一郡。于是在他的新朝初年,也就是始建国元年,派人去青海湖北岸(今海北州海晏县)设立“西海郡”。隔了近二千年后,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马步芳的一位幕僚在城内原遗址上发现了一块上面雕着卧虎模样,如印章一样近十吨重人工处理过的方石头,后来又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二次发现阴文石刻,铭文上篆刻着: “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戒造”。这方象征皇帝符命的“虎符石匮”,考证了历史记载。其重要性就好象二千年后外星人发现政府大门口的“舟山市人民政府”牌子一样,这是中国西部第一个能以实物佐证政府命名的行政区。这样的发现中国独此一例,可能后无来者了。由此,接触了一段王莽新政的史料。半年前去青海考察,在那片遗址上捡了几片汉时的瓦当和粗陶片。
可是很奇怪,无论是《青海通史》《青海历史纪要》还是《青海历代建制研究》这些现代研究文本,所用之词,竟全是对王莽否定性评价,完全按照过去正史中给当朝皇帝树碑立传的眼光打量王莽,似乎这个皇帝不应该是王莽做的,好象是夺了作者的权一样愤恨。动不动就说王莽“篡位”“阴谋”“窃取”,连王莽在西汉几位末代皇帝时所任的官位都要加以“所谓”之称,并在官职上打上引号,弄得全是假的,好象别 的官僚没有权欲一样。对王莽在疆土拓展方面的贡献,也是用“金钱利诱,武力威胁”等类似的道德评判的词语进行评价。好象是王莽老子收编土地有不可告人目的似的。
问题是,难道农民暴力式的流血夺取政权就合理?或者说通过杀勠上台的就名为正传?通过世袭当上皇帝就是正牌皇帝?我们的思维为什么会为样,这些著作者、学者连常识都视而不见,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是用哪一只眼睛在看王莽?
细究下来,还是出在我们的体制上,中国长期以来是皇权为上,写历史传记的人当然是皇帝令下的写手,皇帝当然容不得有夺权的人,所以在他当稳了皇帝之后,一切外人妄想窥视皇座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儒家君君臣臣一套特别需要从小教育,历史也得为自己说话,任何对世袭制的僭越,都得讨伐。一位国外史学家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是很有道理的。但也不能全说夺皇权的人都要骂,否则就要骂到自己的头上,或者骂到前辈上了,想想自己的皇朝也都是夺得来的。但有一点肯定,皇朝的更迭绝大都数不是和平演变来,而是生灵涂炭式的乱世一阵子后夺得的。所以对于流血夺取皇位也觉得合理,因为总觉得上朝的末代皇帝气数已尽,推翻了也是得人心的一件事儿,再说自己或前辈也是舍了命起事的。所以正史可以表彰那些暴力,现在换说是起义,以提供对自己政权来历的合法性说法。但不能容忍的是,稳稳当着的皇帝突然被外人政变夺取,而且竟是兵不见刃的变更了皇朝。中国历来有好汉死在枪头上,不成身变成仁的传统,这类和平演变实在对皇朝的羞辱。所以对王莽也好,对武则天也好,历史上的评价大都是贬义,而且对人身进行极尽攻击为能事。
当代中国的史学者在更迭政府的看法上,也是一以贯之,从来是看不起和平演变,宁愿渲染于暴力事变。建立新政权后,这种思维仍是没变,反映在历史观上,既要反对夺权,维护即得利益;又要为自己暴力夺得的政权的“合理性”提供依据,所以在历史教科本上对每一朝皇帝被农民推翻的暴力场景,都充满了热烈的欢呼声。而对皇朝政变,特别是不流血的内部变更,都诉之以谴责。不容许和平演变,这是个基本国策。苏联不是在演变中解体了吗?也不能容忍西方式的你唱罢我上场的变更,这也是政权落入他人之手的一种演变。我们所谓的唯物史观,实际上就是唯我史观。
近年来,对武则天的上台稍有宽容,而独对王莽过不去,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大概一是武则天的朝代稍微长点, 长了也就被默认了,二是武则天主动废周还唐,将功补过,在史学家眼里,还算是明智。而王莽新朝则太短,只有14年(公元9年-23年),短了看起来就稍纵即逝,而且他的改革也没成功,自己也被人割了舌头,死于非命,非常窝孬,正好拿来说事,作反面典型。
实际上恰恰是我们价值判断出了问题。一个政权无论如何怎样上台,是看这个政权推进了社会进步没有?在此前提下,不流血的政权变更当然要比暴力夺取好。否则我们为什么要谈判和妥协,要和平解决问题,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少见有这样的例子,如有苗子,也尤为可贵。如此,我们应该用现代人的眼光,积极地看待王莽新政,它应该是历史上少有的,以和平方式演变过渡的,一个主观上想有所作为,客观上也进行了改革,并积极开拓疆土的新政权。
王莽在政绩上如此,人品上也是个非常值得赞扬的人。他在野时,孝母尊嫂,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声名远播,深受众人爱戴。当官了则礼贤下士,一身清廉,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并且大义灭亲,如一个儿子杀死家奴,王莽逼其儿子自杀,得到世人好评。可是这些也竟被当代的史学家说成是“假惺惺”为夺权而’秀”给人看,是“阴谋”的一部分,真是舌无骨头,如果一个人大半生都在行这类善”秀”,那真是社会的福音。而特别是他上台后的改革所推行的“新政”,件件几乎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只是缺乏可行性罢了。缺乏可行性,也只能怪既得利益者官僚太顽固势力太强,而王莽自己心太软之故了。
我们习惯用坐稳了皇朝看天下或农民史观的眼睛看历史的方式,而我们的学者也习惯用教科书上有色眼镜,教科书怎样说亦怎样说,缺乏独立思考。
王莽接受汉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应该就是适应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基本思潮――人心思变,社会思治这一实际情况产生的。因此,重新评价王莽政权,特别阐述王莽新政在历史中的进步作用,是还历史真面目,恢复西海郡的历史重要地位一个必要的宣传。但我手头上几乎所有资料上都对王莽的官职和政权都打上引号或进行否定性评判,我很不是滋味。如果说,王莽新政仍被当代人误读为不合法,无疑就是伪政了,如果王莽政权是伪政权,那么,西海郡也就是伪郡了。也许这是一些史学家的心理障碍,也是西海郡长期沉默的一个原因。这对西海郡是不公正的,对我笔下西海郡龙夷城景区方案的实施有害无益。
(此文部分观点在夹杂在《西海郡龙夷城景区初步设想与建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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